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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为词的意义 辛文的“以文为词”的提案自古以来就存在。在历代诗人的不断阐释之后，这个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成熟了。学术界对“以文为词”的某些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否认对文学史的巨大影响。多年来,学界多将眼光放置 于“以文为词”本身或是“以文为词”对于词体 的影响等方面,往往忽略了“以文为词”对于其 他文学形式的作用,特别是对被称作“词余”的 散曲的影响。 元散曲接过宋词的荣耀,同宋词一样成为 “一代之文学”绝不是一蹴而就,在它的发展成 熟过程中,“以文为词”功不可没。 一、 从“词论”到“以文为词” 与“以文为词”概念最相近,又最早见于文 献者,应为陈谟在《怀古录》中借潘牥之言,一 言以蔽之为:“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此时 距辛弃疾逝世不过二三十年,这是首次以“词 论”来概括辛词,与“词诗”相比照。“词论”指辛词多用作文的方法创作。后世学人也多引用 此二人之论,如明代杨慎谓:“若在稼轩,诸子 百家,行间笔下,驱斥如意矣。”其后又有毛晋 在《稼轩词跋》指出:“词家争斗秾纤,而稼轩 率多抚时感事之作,磊砟英多,绝不做妮子态, 宋人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二 人在“词论”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词论”的 概念。实则在潘牥、陈谟二人之前,辛派后劲刘 辰翁就在《辛弃疾词序》中写到:“及稼轩横竖 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 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 顾,词至此亦足矣……稼轩胸中今古,止用资为 词,非不能为诗,不事此耳。”“横竖烂漫”、“禅 宗棒喝”、“悲笳万鼓”都已指出辛词在写法用语 上用“文”的一面。 20世纪以来,学界更是出现了一大批关于 “以文为词”的论述,早先有陆侃如、冯沅君二 人在《中国诗史》中提出“所谓词论者,便是以 散文的作法来写词。”到了20世纪50年代,夏承 焘在《辛词初论》中做了更为直白的表述:“苏轼是以诗为词,我们同样可以说,辛弃疾是以文 为词 。”“以文为词”作为辛词的一枚标签,写入 了文学史中,如由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第三卷》 中便有:“以文为词,既是方法的革 新,也是语言的变革。” 自稼轩词的出现以来,“以文为词”便已客 观存在,后世学人在发现的基础上不断地阐释说 明,使得这一概念越来越饱满深刻。对于这一写 法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赞誉者认为其不仅扩大 了词的语言,将经史子集等著作纳入词的写作, 进一步提高了词体的社会地位,同时将词从“小 歌词”一跃而成为文人表达个人情操的“文 论”,促进了词的发展;更有学者提出“以文为 词”使得“诗、词、文已经走向同一”。贬低者 则斥之以“掉书袋”、“失也粗豪”,散文化的语 言使得词不类词,失去了词体本身的特色,且辛 词“以文为词”依仗的乃是个人的才气,有不可 复制性,后人的模仿也只能是东施效颦,反而不 利于词体的发展。且不论双方是否都有偏颇之 处,但双方都不能否认的是“以文为词”语言上 的散文化倾向、内容上的议论性越来越强,以及 在词的唱法上具有新的可能性,这些特征都为新 文学形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 词对不同目的影响不同 同词一样,元散曲也具有两个系统,一为音 乐系统,一为文字系统。现存散曲仅有文词而无 曲谱,今人研究散曲也仅能从文词入手,关于文 词的产生有多种说法,但不外乎“受到民间词的 传统,文人俗词和苏、辛豪放词,以及民间俗讲 俗唱等几类文艺形式的影响”。由此可见,词对 于散曲的形成与发展之影响不可谓不深。不论是 民间词、文人俗词还是苏、辛豪放词,他们所具 有的共性都同散曲的审美特征如“蛤唎”“蒜 酪”之味有异曲同工之感,不外乎为自然本色一 路,其中辛词的“以文为词”更是对于散曲风貌 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1. 散词为娱乐,可以保留文人之本性 首先,用散文化的语言来写词,将词从传统 的遣词造句中解放出来,将作文的方法融入到词 之中,赋予了词体新的形式。词发展到中后期已 然成为文人雅士酒席宴会上不可或缺的点缀,曲乐与文词的高雅化,使得普通百姓对于这种形式 的娱乐只能敬而远之,从民间兴起的词已经同民 间隔离开来。而且词的创作要按照严格的曲律、 对仗、韵脚等规定进行,不得随意篡改,否则便 会被人讥笑为“不协音律”,大多数普通民众并 不明白音律为何物,追求的仅是单纯的娱乐。散 曲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于勾栏瓦舍中为普通的 百姓进行表演,它的表现形式是灵活多变的,表 演者在表演过程中会依据现场的情况对原有唱词 进行改变,多一字少一字时有发生,增加了表演 者与观众的互动,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 渐而吸引了文人的参与,文人创作与民间创 作必然有诸多不同之处,创作习惯是要讲究押韵 对仗等。而辛词的“以文为词”则为这批先行的 曲作家们提供了创作经验,散文化的语言不仅可 以让文词变得更加简单连贯,听起来更加容易, 符合散曲的自身属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