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docx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宗教的。正如布鲁克所说，“俄罗斯的思想和精神生活不仅是宗教的，而且宗教也涵盖了精神生活的所有外部领域。”。”而文学正是这个精神领域的核心部分。毋庸置疑, 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最集中地反映着俄罗斯宗教文化的复杂本质。因此, 一个多世纪以来, 其宗教意义始终是受到批评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如在作家刚刚去世之时, 诗人和宗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就在其纪念文章中说:“他所爱的首先是人类活生生的无处不在的灵魂, 他所信仰的是, 我们都是上帝的人类, 他相信的是人类灵魂的无限力量, 这个力量将战胜一切外在的暴力和一切内在的堕落。他在自己的心灵里接受了生命中的全部的仇恨, 生命的全部重负和卑鄙, 并用无限的爱的力量战胜了这一切,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的作品里都预言了这个胜利。在灵魂里, 他看到了能够冲破人的任何无能的神性力量, 因此, 他认识的是上帝和神人。上帝和基督的现实对他来说就在内在的爱和宽恕一切之中, 他把这宽恕一切的天赐力量当作在人间外在地实现真理的王国的基础来宣传, 他一生都在等待这个王国, 一生都在追求这个王国。”此后,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几乎成为了所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宗教哲学家及神学家借以阐释其思想的资源。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 尽管俄国本土的此类论题被禁, 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诗学研究仍在继续, 直到1980年代在俄国再度掀起宗教批评热潮, 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成为新世纪之交人类思考自身命运的话语资源。 一 对“神”思想的批判 中国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识是借助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精神运动开始的, 因此, 当时的介绍性文章也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作家的宗教品性, 如耿济之的《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 (《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俄国文学研究”号外) 、周作人《三个文学家的纪念》 (《晨报副刊》1921年11月14日) 等, 而集中论述作家宗教思想的当属茅盾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 (《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1号) 一文。文章强调了作家思想的矛盾性, 但他认为“虽则如此, 我们努力在不同中求其同者, 却也未始不可能。那么, 最特色的而且最是为他始终笃守着的, 就是他的性善论了。”这种性善不是指向善, 而是本质是善, 而恶则是“压制下的产物”, “他书中描写盗贼、凶手、娼妓……把最灰色的生活全写出来, 但是这些英雄到底要对于自己的罪恶追悔。总之, 可说陀氏所描写的那些‘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虽过了堕落的生活, 然而灵魂永不至于堕落。”这些论述其实已经涉及到了作家宗教思想的核心内容。此外, 茅盾认为作家的宗教思想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的《白痴》中坚持的是基督教原始教义, 因此他要表现出“无限的不可思议的”基督, “他就创造出一个米西庚亲王来”, “但是后来他又变了:《魔鬼》和《卡拉玛淑夫兄弟》两书就主张‘新宗教’了。……这新的理想就是把斯拉夫主义应用到宗教信仰上, 切望一个新的‘基督降临’在俄国出现。”文章分析了陀氏的“新”宗教思想, 作者认为, 作家是把一种民族理想用“神”的概念替代了。因此, 对于“神”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作家并没有解决, “他借削可夫的口说:‘我信任俄罗斯……我信任他的正教派……我信任基督的本身……我相信, 新的耶稣降世将在俄国出现……’可知陀氏虽渴望一个新宗教, 然而怎样的一个, 他却没有说得定当。而且第一个问题, 就是神的有无, 他还没有解决;所以在那时他只能使削可夫说‘我愿意信神’, 并且使岂立洛夫说:‘他能克胜痛苦与恐怖的, 他自己就是神了’。神的有无问题, 在著《卡拉玛淑夫兄弟》一书的时候, 陀氏又想提起来说了, 1870年4月他写给尼古拉以尾支的信里说:‘我在这里想做一本小说:最后的一部, 和《战争与和平》一样的长。……这书的根本思想, 每一小部中都要有的, 就是那常常扰我的思虑, 或有意或无意, 一生以来无时不在的, 就是神的有无的问题。……’”文章分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 认为“陀氏所谓新宗教是灵肉调和的”, 即如阿辽沙那样, 在灵魂上是纯洁的, 而在肉体上同样是圣洁的, 在这一意义上, 文章认为阿辽沙较之梅什金, 是作家最美好的基督理想。但文章却把伊万的思想视为了作家自己的思想, 因此, 文章对陀氏宗教思想的结论在我看来是错误的:“陀氏不信神造世界自然完美, 当然也不是不信神的存在, 陀氏借无神论者伊凡说自己的意见, 承认人的基督, 却不承认天之子, 神的基督。如果要把‘神的基督’勉强承认下来, 惟有把他算作一个暗指人类行为的理想的象征品了。” 茅盾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当时还不能认清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调特性, 因而把作品中人物的思想视为作家本人的信仰立场, 二是对作家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