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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是国进民退的重要原因 令人惊讶的是，科学家们最初的评论逐渐发展为关于中国是改革还是变革的制度纠纷。 “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 自去年起便频频出现在一些学者的公开言论中;这些极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经亮相, 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引来很多人的附和甚至声讨。 争论延续至今年的全国两会, 并在此时点骤然升温。如有学者公开撰文“建议两会审议国进民退”, 指责“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搞真正的市场经济, 而是搞所谓的以国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实就是官僚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 并发表“制止‘国进民退’, 是当前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的挑战性言论。与此同时, 有更多学者纷纷加入争论战中, 有的明确指出“国企垄断论”的谬误, 有的剖析“国进民退”论断的真伪, 等等。 对于学术界的这场“国进民退”大辩论, 也有人发出质疑, 如有人认为这是某些学者的个人炒作行为;也有人认为这些言论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制造混乱——“国进民退”与“与民争利”中的“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更有人批评说, “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等, 是某些学者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行为…… 这一争论对中国经济未来有何影响? 以往实践表明, 凡学者一致的观点和判断, 对现实经济政策的影响一般较弱;而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观点和判断, 往往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最大。 关于“国进民退”问题 全国“两会”前夕, 一篇名为《建议“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的文章被包括一些官方网站在内的很多网站转载。该文称, 目前中国“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狂潮, 在钢铁、化工、煤炭、民航、公路、电力、金融、房地产等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领域, 民营企业都被挤垮或被强制低价收购”。 这篇文章似乎是对学界和舆论在2009年对“国进民退”质疑观点的汇总和升级。 2009年上半年, 提及“国进民退”这个名词, 部分学者和媒体表述时, 尚称之为“局部行业和地区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现在发生一种情况叫做‘国进民退’”;下半年, 已经有人用“国进民退大潮”表述这一现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就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 “‘国进民退’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愈演愈烈。” 2009年4月, 《中国企业家》杂志也进行了一项针对企业高层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认为近年来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比例高达72.73%。 偏偏2009年又发生了几件大事。从“方兴地王现象”到“中粮入股蒙牛”, 再到“山西煤矿重组”……只要有国有资本介入的每一桩并购重组事件, 似乎都成为了“国进民退”的有力例证。国资与民资的进退逻辑似乎也因此显得愈发明确。 到2009年底, 有人甚至称, “国进民退”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承受的地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的质疑, 已经从探讨国企、民企如何共赢, 拓展至呼吁给予民企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 甚至有人担心改革会倒退, 需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2009年9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对媒体疾呼:“‘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会制造社会不公平”, “权贵资本主义”正在抬头。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也在2009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 针对山西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发表观点:“ (山西煤改) 现在看来是改革的倒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今年1月9日举办的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上提出的观点更为犀利。他说:“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 国有部门比重太大, 占有资源太多, 这使得2009年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面对一些学者和舆论界迎面袭来的讨伐声浪, 官方显示出了谨慎的态度。 2009年11月22日,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参加“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时, 面对众多大学经济院系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 “今天想说的主要是‘国进民退’这件事情”。马建堂表示, 目前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马建堂选取了从2005年至2008年的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和就业人数等指标论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力量对比。 马建堂表示, 中国企业整合、产业重组, 提高产业集中度, 要注意两件事:第一, 不要唯成分论, 要唯能力论;第二, 垄断行业应该注意的是严格按照《反垄断法》做事, 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行业, 将来的联合、整合、重组, 既要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 还要防止垄断。 一个月后, 马建堂在国新办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 再次重申这一观点, 并特别提出, 希望媒体能平衡报道自己的观点:第一, 在去年和今年确实存在一些“国进民退”的个别案例和现象, 但总体上不存在。第二, 希望大家对于“国进民退”的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中央相关部门官员的谨慎表述不同, 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