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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思考 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深远变化使该基金处于发展的春天，面临着许多挑战。对一些体量小、公信力不足的基金会来说,如果没有战略思维,不因势而变,可能因此消亡。对地方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地方青基会)来说,面临的挑战和潜在危险大于机遇。 1 社会转型给当地青年协会带来了挑战 1.1 社会组织得以宽松,发展环境更加宽松 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新思想,并对“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建立社会参与机制”以及“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等做了全面部署。这一系列简政放权的举措,都使社会组织得以松绑,发展环境更加宽松。数据显示,以1981年中国第一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为起始,截至2011年全国共有基金会2094家;而从2011年到2014年初,全国新增加基金会就有1493家,基金会行业发展势头之迅猛可见一斑,民间基金会异军突起。2004年以前,全国共成立民间基金会107家,到2011年11月,全国民间基金会数量增长至873家,占同期全国基金会总数比重的34.68%。 1.2 “三不”式的民间慈善,让红会“转” 公信力是当今中国的难得资本,信任的成本越来越高。大的社会环境、社会心理加之一系列慈善丑闻事件,使得公众对官办基金会的公信力提出了更高要求。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直接导致中国各地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锐减,信誉受到质疑,深圳红十字会2011年7月接收的社会捐款同比下降97%,而佛山红会甚至颗粒无收。公众对红会的不信任情绪有向整个官办基金领域蔓延的趋势,公众中弥漫着一种对“官办慈善”不信任的暗潮,人们更愿意向民间基金会捐款。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参与芦山地震慈善募捐的135家基金会,半月内募款额达12.2亿元,超过红十字会系统的7.7亿元;455万人把捐款投给了没有政府背景的深圳壹基金,使之成为获得自然人捐款最多的基金会,其2.4亿元募款额超过了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国内对基金会公信力近乎苛刻的社会氛围,连美国同仁都感到“基金会中心网对行业自律的要求太高了,这些要求对美国的基金会来说都是做不到的”①。 2 当前当地青年协会的分析 2.1 其他地区青基会 从1988年第一家地方青基会———深圳青基会成立,到2013年12月成立的南昌青基会,中国共有地方青基会43家,包括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2个省级青基会,长春、大连、青岛、苏州、长沙、广州、成都、深圳8个副省级城市青基会,以及南昌、赣州、黄岗3个地级市青基会。除长春和福建的青基会是非公募基金会外,其余皆是公募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2012年数据显示,最大的地方青基会四川省青基会的净资产超过4亿元,在全国所有公募基金会中排名第16位。 所有地方青基会都主动加入行业自律阵营,参加了基金会中心网的“中基透明指数”排名②。在2013年度“中基透明指数”排名中,整个青基会系统取得了非常令人鼓舞的成绩:全国前49名基金会得分均为107.20分,除了中国青基会,大连、黑龙江、浙江、江西、湖南、重庆、云南等7家地方青基会也名列其中。 2.2 社会知晓度和影响力低 (1)实力弱。地方青基会净资产少,多数捐赠收入较低。2012年,捐赠收入超过亿元的仅贵州省青基会1家③。除此以外,年捐赠收入超过5千万元的仅有广东、云南、湖北3家。有15家年捐赠收入在1千万元以下,这其中有12家年捐赠收入在300万元左右及以下。没有钱就很难实现大范围资助和有影响力的项目,在社会上知晓度和影响力自然就低。2013年,笔者组织一批青年志愿者到大连市各银行营业网点随机对300名市民中进行问卷调查,只有14%的受访者(42人)知道大连青基会,而大连红十字基金会和慈善总会的知晓率分别为99.6%(299人)和84.3%(253人)。 (2)工作人员少,缺乏专业性人才。43家地方青基会工作人员最多的不过15人,29家工作人员在10以下。其中很多工作人员是志愿者或临时性的实习人员。人员少,工作量大,疲于应付日常工作,内部管理很难规范。 (3)内部管理不规范。目前,中国许多公募基金会(包括各地方青基会)普遍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一是规章制度如领导机制、项目机制、财务机制、资产管理机制不完善;二是管理结构不完善,没有专业的人才,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未能形成相互制约而又相互协调、协同增效的管理结构;三是财务状况透明度不高,资金监管不到位,众多捐款者不能全面了解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去向;四是没有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对组织缺乏了解、无从监督,进而产生不信任。 2.3 青基会计收支管理情况 地方青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