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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无公害的生成与传承 “施公”是上海的一位受欢迎的神。他的信仰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苏州、嘉兴等地。宋元以来，施相公逐渐成为最受上海城乡居民尊崇的民间“显神”之一，其祠祀之广泛，香火之旺盛，皆表明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几可与城隍、关帝、观音等相埒。尤值得关注的是，滋生于上海本土草根之中，极具上海地方特色的施相公信仰，直至今日仍绵延不绝，故考察其缘起、传承与演变，实可藉以窥见上海民俗文化的某些特点。并且，中国民间俗神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即信仰成分的多元性和演进过程的多变性，在施相公信仰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因此，早在明清时代，施相公即身处重重迷雾之中，有关其来历、职掌等，世人皆不甚了了。本文依据上海的地方文献和今人的实地调查，对上海地区施相公信仰的来龙去脉作一番梳理和阐述。 一 蛇崇拜的历史范围 有关上海地区施相公信仰的记载，最早见诸宋代文献。南宋洪迈记述： 钱仰之林宗，寓居于华亭之北庵浄居院，为人颇耿耿。一日，有蛇百数出室宇间，屏帐之内亦蜿蜒纠结，甚至甑釡蒸炊中亦然。钱不以为异，但命仆驱逐之。因步至僧堂，见有新置神像一躯，乃俗所事施菩萨者，其前正塑一蛇。时邑人敬奉此妖，至不敢斥其姓，迨左畔方字亦谨避焉。院僧欲乘势立祠，诱民祷供，以牟利入。钱悟家怪所起，立取斧椎破，掷于水中。是夜，僧挈囊而遁，钱氏自此宁居。北庵日以萧条，几无人迹，惟钱子孙犹处之。施之为厉久矣，此岁稍息。[2,5,12,21,28,34,38,42] 由于笔者未查得更早的史料，探讨施相公信仰的起源只能由此开始。洪迈所说的“施菩萨”即为民间习称的“施相公”，[3,6,13,22,29,35,39,43]而在其记载中尤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一些重要信息：其一，此位俗神与蛇有密切的关联，俨然为“蛇妖”的化身或统辖蛇类的神灵。其二，上海民间对此神的信仰由来已久，人们对其虔诚奉祀，无比敬畏。其三，当时民间已有为此神塑造神像，置于庙堂中供奉的举动，并有人拟建立专祠以行祭祀。其四，洪迈提及此神时仅称其为“施”姓，尚未将其与某位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相联系。根据这条最为“原始”的史料，不难看出，施相公信仰当起源于上海地区的蛇崇拜。 说施相公信仰源于原始的蛇崇拜是有充分理由的。远古时代的上海地区，属湖沼密布，遍长水生植物的低湿之地，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蛇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动物。在与蛇相伴的漫长岁月中，蛇与人类的生活也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出没无常的蛇类既对人们的生命安全构成很大威胁，同时，作为鼠类的天敌，蛇对田鼠的大量捕食，也维持了生态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稻作农业的生产。正是在这种既畏惧又敬重的心理作用下，久而久之，蛇便成为上海先民崇拜的主要对象之一。早在三四千年前的“马桥文化”时代，其印纹陶上精巧细致，极具地方特色的几何形图案，即被不少学者认为与时人的蛇图腾崇拜有关，诸如云雷纹、回纹、曲折纹、叶脉纹、三角形纹、圈点纹等，皆为“蛇状和蛇的斑纹的模拟和演变”。[1,4,11,20,27,33,37,41]马桥文化时代的上海先民属古越族的一支当无疑问，而古越族与蛇的密切关系，在文献记载中也可找到不少例证。《说文解字》在解释“蛮”字时称：“蛮，南蛮，蛇种。”（古代泛指南方诸族为“南蛮”，故应包括古越族在内）同书在解释“闽”字时又称：“闽，東南越，蛇种。”《开元录》也明确记载：“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2,5,12,21,28,34,38,42]古人认为东南地区的各支古越族皆属蛇的后裔，正是古越族曾盛行蛇崇拜的明证。又据《吴越春秋》记载：“（阖闾）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3,6,13,22,29,35,39,43]显然，春秋时期，人们仍以蛇作为越人的象征和标志。《淮南子·原道训》记南方之民“被发文身，以像鳞虫”，《汉书·地理志》记越地之民“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等，也均可视为古越族以蛇为崇拜对象的例证。且不论蛇对于古越人而言，究竟是原始图腾崇拜的对象，还是原始动物崇拜的对象，[7,14,23,30,36,40,44]蛇崇拜在上海地区渊源久远、长期流行，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原始自然崇拜的对象，包括自然物、自然现象和动植物，转化为民间信仰在后世长期传承时，大凡会经历一个“人神化”的过程，于是，原先的崇拜物被神化为具有人物形像的神灵，其中不少被附会于某些历史人物，与此同时，还被赋予一系列的社会属性和人事职掌。关于蛇类，东晋干宝的一则志怪故事说得很有意思：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士人陈甲，本下邳人，晋元帝时，寓居华亭。猎于东野大薮，歘见大蛇，长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黄五色，卧冈下。陈即射杀之，不敢说。三年，与乡人共猎，至故见蛇处。语同行云：“昔在此杀大蛇”。其夜，梦见一人，乌衣黑帻，来至其家，问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