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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孟禄与师范大学 20世纪20年代前后，以杜威和孟璐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工作者聚集在中国教育界，促进了近代国内外教育交流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值得关注的是,几乎每一位西方教育家的中国经历都会与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联在一起。因此,探究东南大学与杜威、孟禄之行的关联,不仅可以丰富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也有助于理解东南大学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意义。 一、 杜威的中国梦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20世纪西方教育史上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1919年4月30日,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这位被近代中国知识界誉为“美国教育大家”、“世界思想领袖”的教育名家应邀来华讲学,此后,至1921年8月2日1离开中国为止,杜威足迹遍及中国江苏、直隶、山西、奉天、山东、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10余省,在华讲演多达200余次,在中国各地知识界、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杜威女儿在其为杜威所撰的传记中,深情地写道:“中国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P.52) 1. 杜威的给华及《新教育》的诞生 邀请杜威访华,肇始于杜威1919年初的日本之行。是年2月,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一得知杜威到日本游历、讲演的消息后,即致函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商讨邀请杜威访华的办法。陶行知在3月12日致胡适的回函中,形容获悉杜威到日本游历讲学时是“当头一棒,觉得又惊又喜”,动议“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以邀请杜威来华(P.29)。而且,适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郭秉文(因为赴欧教育考察一事,郭秉文辞去所担任的南京高师代理校长职务)与北京大学教授陶履恭,受全国高等专门以上各学校及各省教育会公推赴欧考察战后教育并顺道日本,陶行知及时将邀请杜威来华一事商告郭秉文,并决定由郭秉文途经日本时,当面向杜威提出邀请。因而,郭陶二人在抵达东京后的次日(3月14日),即拜访了杜威,盛邀杜威到中国住上一年,作教育讲演,杜威对中国之行十分感兴趣,郭秉文也接受了与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协商杜威留华事宜的使命。随之,郭秉文将杜威答应来华的消息及杜威自己所作的到华后行程打算致函国内的陶行知和蒋梦麟。陶行知接信后,当天即致函胡适商量杜威来华的接洽事宜,提出可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各举一人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代表由陶本人担任,并附上接待杜威办法数条,希望胡适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时在北京的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沈恩孚、蒋梦麟磋商(P.34)。可以说,在运作杜威访华一事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最为热心的。 为了使国人充分了解杜威其人及其学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杜威弟子更是纷纷撰写介绍文章,加强舆论宣传。1919年3月31日,《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6号上刊载陶行知写的《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简要介绍了杜威的生平、著作及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陶行知的这篇文章是杜威来华前夕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篇介绍、宣传杜威的文字。1919年2月,由江苏省教育会联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五团体发起的《新教育》创刊,由于江苏省教育会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地缘联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杜威弟子均被吸引到编辑队伍,郭秉文、刘伯明、陶行知、朱进等则担任编辑代表,《新教育》很自然地充当了宣传杜威及其学说的主要阵地。郑晓沧翻译的《杜威氏之教育主义》,是该杂志首篇介绍杜威思想的文章,紧接着的“杜威号”上又登载刘伯明的《杜威之伦理学》和朱进的《教育与社会》两文。分析杜威来华前夕的介绍文章,除了由胡适、蒋梦麟撰写的几篇外,其余均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有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对杜威访华的推波助澜,是其他教育机构无法比拟的。 2. 杜威在南京高等会计师的协同作用 1919年4月30日,杜威偕夫人、女儿抵上海,陶行知代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胡适、蒋梦麟等人亲往码头恭引。在结束上海、杭州的演说和游历后,杜威于5月17日抵南京。 也许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汇聚了哥伦比亚大学众多弟子的缘故,杜威在这里度过了来华后最为紧张的十天。5月18~19、21、24~26日,杜威花了六天时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接连作了题为《平民主义之教育》、《经验与教育之关系》、《真正之爱国》和《共和国之精神》等四个演说,由陶行知等担任翻译,“听讲者非常踊跃,无不座为之满”。四个演说中,前两个讲题是杜威对教育主张的阐发,后两个则直接导源于当时兴起的学生运动。此外,杜威还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分别与南京教育界人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职教员学生开谈话会,通过设题答问的形式,杜威宣扬了他对中外教育问题的真知灼见,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生启发甚多(P.43—55)。 1920年3月底,杜威结束在京的长篇系列讲演,受新教育共进社的邀请南下讲学。作为新教育共进社的最初发起单位,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