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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 牛与李党之间的斗争一直是唐史上的热点之一。最近的唐史著作大多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大多数理论家认为，牛党是学者和普通官僚的地主。从清朝到李党，他们不仅有不同的政治主张，而且还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如礼法和风格。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牛李党争的焦点在于对待藩镇的态度, 牛党妥协退让, 李党则持强硬方针;牛党因循守旧, 李党改革维新2。最近几年, 专门讨论牛李党争的文章和著作亦继踵而出, 对党争性质的探讨更加深入3。《历史研究》1999年4期发表的李浩《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一文, 又从牛李党争主要成员郡望分布的突出特征——李党多为山东郡姓士族, 牛党基本属于关陇士族出发, 从而得出了牛李党争乃士族圈内山东与关陇两大郡姓之争的结论, 可以说是以“地域分野”诠释党派之争的新尝试。但通观全文, 感到作者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还存在一些问题, 故在此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首先, 作者所挑选的牛李党“核心人物”不够全面。作者虽然选取了12种有关牛李党争的研究成果, 并将被其中4种作品提到过的人物作为两党“核心成员”, 但范围还嫌狭小, 如李党核心成员仅6人:李德裕、郑覃、李绅、陈夷行、李回、李让夷;牛党核心成员仅8人: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杨虞卿、李珏、白敏中、令狐、李逢吉。而像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已明确定性、且为一般治唐史者所公认的人物, 如李党裴度、韦处厚4, 牛党萧、魏、张又新、张仲方等5, 不知何故没有被作者统计在内。另从作者统计的牛李两党主要成员的郡望出身来看, 李党山东郡姓出身者3人, 占50%, 关陇郡姓出身者2人, 占30%强。可见李党中的山东郡姓至多处于微弱多数的地位, 说服力不是很强。而从出身上看, 裴度为河东郡姓, 韦处厚为关陇郡姓, 萧、魏、张等四人也均非关陇郡姓出身。可见, 如将后几人补充进去, 牛李党成员的郡望统计就会是另一种结果, 李党的山东郡姓比例会大大下降, 而牛党也不是清一色的关陇郡姓了。 其次, 从整体上看, 在唐后期, 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在社会地位、入仕机会等诸方面已无根本差异, 不可能因地域之别形成两大党派。诚然, 山东士族与关陇士族确曾有过地域色彩很强的矛盾和冲突, 但那主要发生在唐初期, 且焦点在婚姻上, 如太宗对“山东士人好自矜夸, 以婚姻相尚”甚为不满, 因此下令修贞观《氏族志》以“禁卖婚”6。高宗显庆《姓氏录》的修纂, 主旨也在抑制山东士族在婚姻关系中的“多纳货贿”, 意在改易风俗, 同时提高李唐宗室及外戚的社会声望6。倘若依照郡姓分野导致党争的思路推论, 在这一阶段, 应有更为激烈的党争发生。但实际情况是, 直到大约近200年后才有牛李党争, 因此以郡姓分野来解释党派之争是不合逻辑的。在唐初, 山东郡姓与关陇郡姓即便有等级之分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也没有妨碍他们同样享有诸如恩荫、教育、法律等方面的政治特权以及薪俸、役力、食实封、复除等经济待遇。总之, 郡姓分野没有带来严格的利益分配上的差异, 更不足以对士族的等级、政治立场以及政治集团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 再有, 从唐中叶以后郡姓变动的趋向来看, 山东与关陇郡姓的特殊地位都在下降, 彼此间也不再存有森严的壁垒。据北京图书馆藏位字79号敦煌文书氏族谱残卷7、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8, 唐安史之乱前, 全国85郡中共有398个郡姓;至德、宪以后, 郡姓数量已成倍增加, 全国91郡中共有777个郡姓 (因残卷缺失, 以上数字均系不完全统计)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 除去魏晋旧族得以保留外, 还涌现出了许多新姓望, 其中包括南北各地的少数民族姓望, 说明庶族官僚阶层的发展壮大。另据相关的史传资料统计, 在唐安史之乱至唐末大约150年间, 山东士族之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琅邪王氏, 关陇士族之京兆韦氏、陇西李氏、弘农杨氏、敦煌令狐氏、河东裴氏, 出任五品以上官的人数都呈下降趋势9。这与上述敦煌文书资料所反映的旧郡姓渐衰, 新兴姓望大量增加的趋势是一致的。而郡姓越多, 其特殊地位也越难保持, 郡姓差别也越淡化。在科举制日益发展和完善的时代, 山东和关陇士族一样通过科举、门荫等途径进入仕途, 士族子弟之脱 离旧贯, 竞趋京师, 蔚然成为时代潮流10。如白居易曾说, “天宝已还, 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 利于便近”, “至今不迁”者, 已寥寥无几11。又如李党领袖李德裕先祖本为“燕代豪杰”12, 至天宝时事变迁, 其祖父栖筠“以仕进无他伎, 勉强随计, 一举登第”, 李氏家族也由赵卫徙居京师13。中叶以后, 士族子弟纷纷脱离原籍, 唐初山东士族那种“每姓第其房望, 虽一姓中, 高下悬隔”的情况已有所改变14, 如《新唐书·高俭传赞》所云:“至中叶, 风教又薄, 谱录都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