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诗歌中的诗意居住.docxVIP

论陶渊明诗歌中的诗意居住 海德格尔说：“人类诗意的栖息地”。” 有学者认为:“‘人类诗意的栖居’也就是‘人劳作地居住在大地上’,即‘人技术(巧)地居住在大地上’,‘人自由地居住在大地上’ 。”杨全先生则认为还应当包括“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居住在大地上”。因为审美态度的人生境界可称得上是一种与圣人境界相当的最高人生境界,是在人的层次上以一种积极乐观、诗意妙觉的态度应物、处事、待己的高妙化境。这话无疑是对的。陶渊明作为中国“隐逸诗人之宗”, 平淡而悠远的诗作实开中国田园诗之先河,其不为流俗所染的峻洁人格亦为后世历代士文人所争相崇效。陶渊明的隐居生活,既是“人劳作地居住在大地上”,也是“人自由地居住在大地上”,更是“人审美地居住在大地上”。同时,还应该是“人和谐地居住在大地上”。正是这样的居住和生存,构成了陶渊明非凡诗意的土壤,滋养了他超迈的人格,而这土壤与人格又为他的隐居生活注入了不尽的诗情意兴,形成了中国士文人“诗意居住”的典型范式。正是他的归隐,为中国知识分子构建了千古不朽的精神家园。 一、 多见为本,归园田居 隐居是中国古代士文人这一特殊阶层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体现了士文人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而复杂的关系,避祸自保者有之,拒仕明志者有之,灰心倦意者有之,其表现虽异,却又都源于对政治和官场的回避。陶渊明的归隐虽不免于此,但又有所不同。他“性本爱丘山” 的自然本性使其与一般的隐居者有明显的不同,那些“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士人和陶公不可同日而语。对陶渊明而言,隐居不是一种被动的遭遇,而是一种主动的追求和生活享受。同时作为诗人,他的隐居生活具有明显的浪漫情怀和审美意味。自陶公始,中国士文人的隐居生活开始浸入了浓浓的诗意。也就是说,陶渊明的归隐动机不止是找个安静、悠闲的栖居之地,而是为了“诗意的栖居”。 晋宋之际,政治纷乱,家国动荡,少年的陶渊明也曾慷慨意气,渴望像太祖陶侃那样建功立业,济世救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其八) 张掖地处甘肃,幽州地处河北,在陶渊明年轻的时候两地均已沦陷,所谓“抚剑”“行游”,实为陶公收复失地,建功边陲的政治幻想。但是,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山川秀美的浔阳柴桑度过的,那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陶冶了他爱自然、爱艺术的天分,“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与子俨等书》)音乐、书籍、林鸟、山水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在陶渊明走上仕进之路的开端,便已埋下了归隐的伏笔。 在社会行为中,人往往是矛盾的,陶渊明也如此。从29岁做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令(P34),13年来陶渊明一直在出仕和归隐之间徘徊,经历着复杂、矛盾的心路历程。一方面,东晋末期的政治形势风云变幻,陶公的庶族身份注定了他只能做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官,而他孤直耿介的性情和任性淡泊的心志又决定了他不能像陶侃那样凭借武功立身扬名,加之他对于田园生活的热爱和眷顾,他的归隐之志时隐时现;另一方面,面对着国家崩颓混乱,生灵涂炭,陶渊明又希望有用于国、有用于民,但他自身境况欠佳,“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归去来兮辞》),所以他又必须出仕,“为五斗米折腰”。他进进退退直到退辞彭泽令,经历了13年的矛盾徘徊,已届不惑的陶渊明,才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本性与仕宦生活格格不入,于是他反省并痛下决心:“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从此他的归隐之心就坚定下来,“诗意的居住”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二、 “不忘言”“自然” 辞彭泽令那年,陶渊明已经由柴桑迁居到上京,那里地近庐山,又有一条小河直通大江,可以说是山明水秀,符合陶公“诗意的栖居”的标准。他也按照自己心中的“诗意”来建造和调整自己和环境的关系。陶公《归园田居》五首,描写当时自己亲手创造的生活和生活氛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居所宽敞,环境幽美,氛围恬淡,没有险恶的政治纷争,也没有冗杂的案牍劳形,陶渊明找到了自在、和谐的栖息地,告别了心为形役的生活,获得了身心的自由,开始了他醉心的自由自在的耕读生活。 当然,从物质条件来说,也并不事事如意。前期,除了劳动建设,就是感受自然,享受生活,既可以“种豆南山”“理荒秽”,也可欣赏“良苗怀新”“好风与俱”;而隐居后期,家业凋零、屡遭火灾虫患,生活朝不保夕,但他并未改变心志,依旧倾心于自然:“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