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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陈志》序事补论 一、 韩非政治家的序事说 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地理信息》第一版重印了白寿彝教授于196年出版的《司马迁》的序文。我再读这篇文章得到两点启示:一点是觉得这的确“不只是关于著史的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学风问题”,对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仍大有借鉴作用。另一点是近来翻阅、发现《韩非子》的作者很重视根据历史事实来论证他的政治观点与政治主张,并且已有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达雏形。 韩非是战国末年最大的法家代表人物和政治理论家;他不是历史家,又比司马迁早约一个世纪。从《韩非子》全书看,据史论证的形式是重要的,在内外储说、十过、说林、说难、难、五、饰邪、奸劫弑臣、喻老等篇中,已有较原始的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达形式,并具有它的三个特点:首先,所说明的是政治观点与政治主张,带有政治的特点,或者说带有据史论证的色彩。其次,所用的一些历史事实,实际上是一些历史故事,还用人们习知的事物作比喻。第三,在寓论断于序事表达形式集中的各篇,都具有特殊结构。《十过》篇是把所列举的十种过错先列出目,再一条一条的用历史事实来说明。《内外储说》六篇的内容包括“经”和“说”两部分:经,首先概括地指出所要说的事理,然后用“其说在某事、某事”的简单词句,接着约举历史故事以为证。说,是把经文中所约举的历史故事逐一详明地加以叙说,有时还用“一曰”的体裁作补充叙说,或保存不同的异说。《内储说》两篇在篇的开始还列有目。 二、 法立不骨,又因亡而亡 《韩非子》的作者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政治观点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类的例子在《韩非子》中有一定的数量。 《说林下》:“晋中行文子(荀寅)出亡,过于县邑,从者曰:‘此啬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后车’。文子曰:‘吾尝好音,此人遗我鸣琴;吾好珮;此人遗我玉环;是振(扬)我过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后车二乘而献之其君矣。” 这一则历史故事是用荀寅与其“从者”的对话来评论这个小官吏。荀寅认为,他得势的时候,小官吏投其所好来取悦于他,现在他“出亡”失势了,小官吏也会拿他来取悦于别人。结果,事实证明荀寅的判断是正确的。 《内储说上》“经二”提出的观点是:“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在相应的“说二”用了十二条史事来阐明这些观点。今选录三条如下: “魏惠王谓卜皮曰:‘子闻寡人之声闻亦何如焉?’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则功且安至?’对曰:‘王之功至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与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有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 “子产相郑,病将死,谓游吉曰:‘我死后,子必用郑,必以严莅人。夫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严子之形,无令溺子之懦’。故子产死,游吉不肯严形,郑少年相率为盗,处于雚泽(《左传》作‘萑符之泽’)将遂以为郑祸。游吉率车骑与战,一日一夜,仅能克之。游吉喟然叹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于此矣!’” “卫嗣君之时,有胥靡(刑徒)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都邑名)易之。群臣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一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魏王闻之曰:‘主欲治而不听之,不祥。’因载而往,徒献之。” 第一条是通过魏惠王与卜皮的问答来批评“慈惠”是“有过不罪,无功受赏”,不只是“爱多者法不立”,而是亡国的问题。第二条,郑游吉没有听从子产实行严刑的遗言,从而出现危害郑国统治的“盗”。这一史实是说明“威寡者则下侵上”的观点。第三条,卫嗣君不惜“五十金”乃至用左氏都去买回逃到魏国去的一个“胥靡”,他认为“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这种“法立诛必”比失都邑还重要的观点,魏王听到了也很赞成,没有要金和都就把“胥靡”还给了卫国。这一历史故事是对“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观点的阐释。 《内储说上》“经三”指出:“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说三”用了八条史事来说明这一观点。今选录两条如下: “越王问于大夫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试焚宫室’。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之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 “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车辕于此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于东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