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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格物穷理从格致到科学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演进 随着租赁协议的开放，西方现代科学开始向中国传播。面对被称为“奇怪技能和淫秽技能”的中国现代科学知识，中国现代读者在思想认识和语言观念上经历了从“支配”到“科学”的转变。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近代中国人的科学愿景最终的定位。 一 利玛窦的“格物致知”思想 “格致”一词来自于朱熹的格物致知, 虽然“格物致知”理论的最终目的并非是为了探索科学规律, 但是应该承认, “格物致知”理论还是部分包含了进行科学研究的内涵。朱熹的思想在从南宋后期到晚清的700年间占据了主导地位。宋代以来, 正是在“格物致知”理论的指导下, 才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事实上也证明了“格物致知”理论所具有的科学的内涵。 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曾一度受到明代王阳明的篡改, “格物”之道被王阳明阐释为“格心”。王阳明认为:“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 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 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 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l19他主张把科学研究排斥在格物致知的范围之外。但是, 格物致知理论仍然被其他科学家视为开展科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就指出本草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凡例明代著名的音律学家、数学家朱载堉也说:“天运无端, 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 因数可以见莫妙。理由数显, 数自理出, 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卷3虽然他们在这里所说的“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朱熹的“理学”之理, 而只是自然科学之理, 但是它们还是契合了朱熹理学中所涉及的格物致知的范畴。 明清之际, 早期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们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陆续传入中国, 并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士大夫初步接触并接受了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为了让中国人认同西方的科学知识, 利玛窦利用了“格物致知”概念, 提出:“夫儒者之学, 亟致其知, 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吾西陬国虽偏小, 而其庠序所业, 格物穷理之法, 视诸列邦为独备焉。……且所致之知且深且固, 则无有若几何一家者矣”。258利玛窦将宋明理学中的“格物致知”改造为“格物穷理”, 并通过这一理论将西方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科学实现了对接, 进一步发展了朱熹的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格物致知思想。徐光启也认为, 西学中“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 格物穷理之中, 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 大者为历法, 为律吕。”序可见徐光启也是把西方科学包括在格物穷理之学中。方以智在《通雅·文章薪火》中, 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大类其中宰理指政治教化等社会知识;“通几”则被视为进行科学研究, 是格物致知的重要手段;“质测”则指自然科学研究。融中西科学于一体, 并称之为“质测之学”。王夫之对方以智的观点评价道:“密翁 (指方以智) 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 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 即物以穷理, 惟质测为得之。”637可见, 方以智是以“质测之学”来定义西方的自然科学的。 至清初, 中国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仍然被局限于格物致知理论的框架之内。被誉为清初“历算第一名家”的数学家梅文鼎就指出:“且夫治理者, 以理为归;治数者, 以数为断, 数与理协, 中西匪殊。是故礼可求诸野, 官可问诸郯, 必以其西也而摈之, 取善之道, 不如是隘也。”着重强调了数学与“理”的密切关系。康熙皇帝推崇程朱理学, 对自然科学研究方面也有所涉猎。他把研究中国传统科学的心得汇编题名为《康熙几暇格物编》, 把自然科学研究看作是格物致知的重要内容。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实际上是格物致知方法的进一步发展, 他们强调实地考察、比较归纳, 强调实证, 充分弘扬了朱熹格物致知中的科学精神。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学说已经初步具备了较为明确的探求科学知识的意旨和内容, 与朱熹“格物致知”论中以体认“天理”为目的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 “格物穷理”是由“格物致知”理论发展而来的。许多学者在“格物致知”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科学进行研究, 同时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 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传统的“格物致知”理论对于推动中国科学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到了近代中国, 尽管这时的科学研究在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和冲击下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格物致知的框架, 但是科学仍被称作格致之学。 二 第一阶段:近代中国人科学认知实验的提高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 西方近代各种科学技术开始陆续传入中国。京师同文馆, 广州、上海的广方言馆以及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都翻译出版了大批西方近代科技书籍, 如《几何原本》、《谈天》、《地学浅释》等;另外上海墨海书馆、格致书院出版发行的《六合丛刊》、《格致汇编》等科学杂志也向国人介绍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据不完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