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柏月河春秋墓出土的国铜器.docxVIP

桐柏月河春秋墓出土的国铜器 相关考古发现的问题 e（又名“e”或“n”，简化为“时”）是一个文学失载的古代国家，也是宋代重要的传承乐器。20世纪60年代，新的考古发现出现在河南省桐白县和鹿阳。然而，由于缺乏准确的文献证据，当时人们对“西”一词的解释并不清楚，因此学术界对西族的铜镜和历史没有了解。近十余年来,因桐柏月河春秋墓地,特别是一号墓的科学发掘及资料面世,较大地促进了人们对羕国文化的理解。有关学者已结合出土资料,对这一问题做了初步分析,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由于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相关铜器和铭文还缺乏系统的整理,许多方面皆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本文拟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对传世和近年出土的羕国铜器综合分析,明确它们的时代与特征,同时结合文献记载,对其历史地理及相关问题加以探索,提出个人的看法,以为今后的研究奠定有利的基石。 一 从“子伯受”到“永” 传世铜器中有一件伯匜(图一,1),按器铭行文的惯例,第一字应是国名或族氏之称,清末学者吴式芬释“咏”,吴大澂释为“昶”,其后学者则多从吴大澂之说。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河南境内出土了几批类似的有铭铜器,多为罗振玉编著的《贞松堂集古遗文》(以下简称《贞松》)和《三代吉金文存》(以下简称《三代》)所收录,称之为“昶”器,如昶伯鼎(《贞松》3.14.1、《三代》3.45.3)、昶仲无龙鬲(《贞松》4.12.3-4、《三代》5.35.3和5.36.1)、昶鬴(《贞松》11.5.1—2;《三代》18.22.1—2)。 1964、1975和1980年,在河南南部的桐柏、泌阳境内先后出土了昶伯庸、昶仲无龙和昶仲□等几组有铭铜器,因铭文内容、器物时代和出土地点与以前出土的“昶”器具有内在的联系,所以几篇简报都称这些器物为“昶”器。传世文献中,未见先秦时期于今河南桐柏、泌阳一带有一昶国或昶族存在的记载,以致学术界对这些“昶”器一直没有明确的意见。 1993年11月至1994年2月,考古工作者在此前曾出土过“昶”器的桐柏县月河镇左庄村以北地带清理了几座东周墓葬,其中一号墓为一座春秋晚期前段的大型木椁墓,出土有成套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和大量玉器,墓主人应具有较高的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件铜铎的正、反两面铸有铭文“子伯受之铎”1行6字,因而主持田野工作的学者在发掘简报中推测器铭之“子伯受”即该墓墓主。“”为国族之称,“子”或为爵等,“伯受”当是其名或字。 1970年冬,在湖北江陵岳山大队一座残墓中出土了一组青铜礼器,有鼎、簠、盏、缶、盘、匜各一件,从器物组合、形制和文饰分析,具有春秋中晚之际楚文化的典型特征。其中铜簠的器和盖内各有铭文4行26字,内容相同: 伯受用其吉金,作其元妹叔嬴为心媵簠,子子孙孙其永用之。 此簠是伯受为其长妹外嫁所作的媵器,伯受即铎铭之子伯受,应是当时国的国君;“叔嬴为心”,即其长妹的字与名,可能是该墓和这组器物的主人,以古代媵器铭文称字的习俗,“叔”是排行,“赢”为其族姓。资料表明,春秋列国中确实有个嬴姓的羕国,其公族当源于东夷集团的少昊一系。东汉王符的《潜夫论》以“养”(羕)为姬姓之属,并不可信。 “叔嬴”媵器出于楚地,当是其所适的夫国所在,整组器物呈现典型楚文化的特征,说明春秋中晚期、楚两国之间的姻亲关系,文化受到楚文化的较大影响。 子伯受之墓出于桐柏月河,按常理而言,应是当时的国所在。这一新的发现,对认识以前于此地区发现的一系列“昶”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董全生、张晓军先生即在此基础上,将铜器铭文中原释为“昶”的“”字,改释为左边从“永”、右边从“邑”的“”,通作“永”,并据永、羕互用之例,认为“”即“养(羕)国国名的另一种写法”。 今按,董全生、张晓军两位先生改释“昶”为“羕”的结论值得信从,但以此字是左边从“永”、右边从“邑”的“”,再通“永”的说法值得讨论。在铜器铭文中,“邑”字常见,不管是单独使用还是作为部首使用,如邦、都等字,都是上部一方框或圆圈,下部有一跪着的人形,从未见仅以圆圈表示“邑”的,释“”不太妥贴。 我们认为,此字应是“永”的另一种写法,其右上或左上的圆圈不是“邑”旁,而是一指示符号,以与常用“永”字相区别。上述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土的昶伯鼎,其铭文后面的套语“[子子]孙孙永宝”之“永”,亦在左上部位有一圆圈,按铭文惯例,这一字应是“永”,不能释作“昶”,亦不能释为“昶”,在目前所有的铭文习语中,未见“子子孙孙昶宝用”或“子子孙孙宝用”的其他例证即可说明。 “”是“永”字的另一种形体,作为国族之称,当是古羕国之“羕”。《说文》11下“永”条:“长也,……《诗》曰‘江之永矣’。”又“羕”条:“水长也,从永羊声,《诗》曰‘江之羕矣’。”段玉裁注:“毛诗作‘永’,韩诗作‘羕’,古音同也。”朱骏声亦曰:“按永、羕实一字”。铜器铭文中,永、羕亦多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