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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的产品质量规制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低产品或缺陷产品的灾难，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给我们又一次敲响了警钟。低质量甚至是假冒伪劣的产品造成的资源浪费也是触目惊心。加强产品质量监管，提高产品质量，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课题。 从表面上来看，三鹿事件的发生至少有下列原因:一是企业扩张和发展速度过快，从而放松了对产品质量的控制;二是检测技术和手段落后，无法保证产品质量;三是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存在不规范性和非理性;四是发现产品质量问题不能尽早做出反应，缺乏危机防范和处理意识;五是市场质量安全监管存在严重缺失。但是，“三鹿奶粉”事件背后隐含着的是企业与当地政府深层次的质量规制困境。本文尝试从构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质量规制博弈模型入手，分析三鹿事件中企业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从而发现政府质量规制的不足之处。 一 政策空间模型假设 静态博弈中，参与双方同时选择或者虽然非同时选择但是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先行动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这里假定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是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在静态博弈下，可以认为不存在企业对政府的俘获。 企业是理性经济人，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做出决策选择，而且风险中立。如果企业所生产的质量不合格产品被查处，企业将受到惩罚。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政府有义务对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进行质量规制和监管。但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是企业主要的奋斗目标。而作为对市场的替代，政府在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时候，也耗费并产生着额外的成本。政府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在不花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抽象解决纠纷和提供市场秩序。本模型中，对产品质量进行强规制会增加政府的成本。此外，假定政府的规制和监管能力是充分的，即只要按照质量规制的原则认真进行检查监督，则完全可以发现企业产品存在的质量问题。政府未按照质量规制的原则对企业进行规制时，一旦企业被查处违规行为，政府将承担渎职责任。 基于以上考虑，将政府的策略空间限定为:[强规制，弱规制];而企业的策略空间为:[生产质量合格产品，生产质量不合格产品]。 综上所述，模型假设: 第一，石家庄政府进行弱规制的成本为0，概率为q。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对三鹿奶粉质量进行强规制的增量成本为C1，其概率为1-q; 第二，假设三鹿提供含有三聚氰胺奶粉的成本为0，概率为p。若三鹿认识到奶粉质量安全的重要性，严把质量关，提供质量合格奶粉所付出的增量成本是C2，其概率为1-p。 第三，如果三鹿只顾短期利益，不顾奶粉质量安全，一旦被查获，为此必须承担罚金、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成本为C3。 第四，若石家庄政府进行弱规制，而三鹿也生产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形成的社会成本为C4，石家庄政府失责的声誉损失及行政处罚为C5。 基于以上考虑，将石家庄政府的策略空间限定为:[强规制，弱规制];而三鹿的策略空间为:[生产质量合格产品，生产质量不合格产品]。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矩阵如表1所示。 如果对三鹿生产含有三聚氰胺奶粉的处罚力度不大，石家庄政府主管部门往往不重视失责造成的声誉损失或存在隐瞒成功的可能(即C5较小)，即出现C5C1-C3的情况，这时(生产含有三聚氰胺奶粉，弱规制)就成为纳什均衡。这种情况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是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若要改变这种情况，石家庄政府失责造成的社会成本C4应该记在石家庄政府主管部门身上。通常情况下，社会成本远大于政府强规制花费的成本，即C4C1C1-C3，这时将会促使石家庄政府主管部门充分运用各种手段去约束三鹿的造次行为，于是石家庄政府与三鹿的博弈矩阵如表2所示。 三鹿在整个博弈过程中期望收益函数为: 石家庄政府在整个博弈过程中期望收益函数为: 解得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由上式可知，三鹿提供质量合格奶粉付出的增量成本C2越大，石家庄政府进行弱规制的概率就越小，三鹿因为提供质量不合格产品而被查获，继而承担的罚金、法律责任等成本C3越大，石家庄政府进行弱规制的概率就越大。同理，石家庄政府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对三鹿产品质量进行强规制的成本C1越大，三鹿生产的含有三聚氰胺奶粉的概率就越大，三鹿因为造次行为被查处而承担的罚金等成本C3、三鹿生产并销售质量不合格产品引发的社会成本C4，以及石家庄政府失责的声誉损失和法律责任C5越大，三鹿生产含有三聚氰胺奶粉的概率就越小。 因此，三鹿和石家庄政府的完全信息质量博弈存在均衡，在这个均衡点上，三鹿和石家庄政府会选择一定的均衡概率p*和q*进行低质量生产和弱质量规制。从质量规制的角度，我们希望p*和q*都尽可能小。其中，三鹿进行高质量生产是石家庄政府进行质量规制的终极目的。从质量规制的角度，可以通过改变均衡概率p*的影响因素，进而改变三鹿的均衡策略选择。若要提高三鹿奶粉生产的质量，缩小三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