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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值守与家庭结构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 一、 非家庭幼儿护护者:中国,个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女性的实际收入率与男性的差异很小，远高于发达国家女性的实际收入率。这不仅有利于新中国的“女性第一”社会习俗，还得益于中国企业的福利提供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低工资、高福利”的时代,企业免费或者以极其低的价格提供了托儿所、幼儿园等幼儿教育服务,从而降低了女性参与劳动的机会成本,为女性提高劳动参与率提供了制度保证。 中国80年代以来的企业改革逐步打破了以企业为核心的福利提供机制,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90年代起,国家倡导了政企分离、企业经营与社会化服务相分离的改革模式②。1995年起,国家出台了若干政策和规定③,这些政策和规定旨在实现国有企业与社会职能的分离。这些规定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国有企业把所属的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医院、公安、检察、法院等职能单位,一次性全部分离并按属地原则移交地方管理,并详细阐述了资产、人员的移交以及移交过程中中央政府所给予的优惠政策。然而,如此众多的政策都没有涉及企业办托儿所以及幼儿园的移交问题。根据国家主辅分离政策,各地方国资委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主辅分离政策,国资委要求国有企业剥离企业办的幼儿园等福利机构。结果,与中小学的移交不同,因为没有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幼儿园的改革形式就非常多:效益差或者倒闭的国有企业,其主办的幼儿园也随之解散了;效益较好的部分企业依然在经营着幼儿园的同时,正在探索承包制等其他经营形式,以减轻企业的财政负担;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较高的地区,一部分国有企业把幼儿园也同中小学一起移交给了地方政府。所以,在中国,非家庭幼儿看护服务的供给主体较多: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以及私营幼儿园,而总的趋势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的幼儿看护服务比例在缩小,而私人提供的看护比例在上升。当前,幼儿园规模以及教育质量差异很大,当然,幼儿看护服务的价格差异也很大。尽管中国《教育法》第17条规定,学前教育也是中国基本教育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却没有覆盖到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成为整个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当然,企业不再提供幼儿园等福利性服务,代之以幼儿服务的市场化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转轨的一部分,但是,转轨过程中,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双职工加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会对不同收入阶层福利和不同性别劳动者劳动供给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侧重于研究幼儿看护体制转变对不同性别劳动者供给行为的影响。 已有研究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大于男性(Dong et al,2006;Du et al,2006)。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内在机制,而幼儿教育服务的市场化可能是导致性别参与率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Viitanen(2005)发现在英国,正式幼儿教育成本上升和可获得性下降的情况下,年轻母亲的劳动参与率会下降。Heckmain(1974)认为决定是否工作以及实际工作时间的因素是使用正式幼儿教育资源的价格。Lokshin(2004,2006)得出的结论是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会随着幼儿教育价格和工资的变化而变化。Blau (2005)发现幼儿看护成本提高会降低母亲,尤其是单身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Teplova et al(2006)发现在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女性劳动参与率随着儿童看护服务可获得性的下降而大幅度下降。Short et al(2001)发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儿童看护的性别差异。在对儿童看护和劳动供给关系的研究中,许多文献大都直接研究儿童看护补贴、看护成本对劳动供给的影响(Blau,1988;Gustafsson et al,1992;Connelly,1992,1996;GLASS,2004;Tekin,2004;Viitanen,2005;Wetzels,2005),但是,在中国转轨时期,完善的竞争性市场尚未形成,幼儿教育和看护的价格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准确性,从而,直接研究儿童看护成本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其结果缺乏可靠性。而儿童看护补贴的形式也不统一:有的单位给予本单位职工以儿童看护价格补贴,有的给以本单位幼儿园、托儿所的准入性,有的兼而有之,所以在中国,直接研究看护补贴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就受到数据的限制。Kilburn(2002)的研究巧妙地避开了这一数据难题,她发现在中国城镇,幼儿园的可获得性与女性劳动参与率成正相关关系。但是,学前儿童父母通过房地产市场交易可以选择幼儿看护服务便利的社区,因而利用社区层面数据构建的儿童看护服务可获得性依然存在内生性的可能。Short等(2002)发现在中国,就业女性花在儿童看护上的时间显著低于非劳动者,但是作者并没有考虑家庭结构对儿童看护的影响。事实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