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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庭照料责任与城镇女性职业劳动参与决策 一、 家庭磨料与女性劳动 女性通过参与专业工作来承担家庭以外的社会责任。中国是世界上女性参与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我国在“十二五”时期将出现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上升至16%,(1)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峰值4.37亿,(2)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曾毅等,2006)。可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需要照料的老人将大幅增加,而计划生育政策使子女数量骤减,家庭将担负重要的老人照料责任。作为家庭劳动的主要提供者,女性在家庭劳动与职业劳动之间的角色冲突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已经出现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那么老人家庭照料活动究竟会对女性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影响的幅度有多大?不同照料方式的影响是否相同?公共政策应如何帮助女性平衡家庭和社会责任?这些都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从两个方面推进了家庭照料与女性劳动参与研究。第一,现有研究大多从宏观经济、家庭收入、生育保险政策等角度探讨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而本文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将老人家庭照料责任引入女性劳动参与决策,从而丰富了现有相关研究。第二,虽然我国不乏劳动就业或老年人口的微观调查数据,但是劳动就业调查数据一般缺乏家庭照料信息,老年人口调查数据又不包括子女相关信息,从而这些数据对于研究家庭照料与女性劳动就业关系是不适合的。更重要的是,使用老年人口调查数据研究子女劳动参与行为可能产生样本选择偏误。本文利用1991-2009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采用子女和父母的匹配样本,避免了可能产生的样本选择偏误。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家庭照料与女性就业关系,为女性就业、养老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二、 在制度背景和文献反思中 (一) 家庭胶片影像影响女性劳动参与行为 人口老龄化、慢性病发病率上升等使老年人口的护理需求增加,其中既包括正规的机构护理也包括非正规的家庭照料。家庭照料通常由子女、亲属等非专业人士无偿提供,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可能成为非正规护理者。在英国,14%的适龄劳动人口担负着非正规照料责任(Heitmueller,2007)。在我国35-52岁已婚女性中,超过12%的照料父母或公婆(Liu等,2010)。“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照料需求呈增长趋势,照料父母或公婆的女性占适龄劳动女性的比例不断上升,从1991年的6%上升至2009年的14%,而且每周平均照料时间也大幅增加,2009年为21个小时,比1991年翻了一番。这表明家庭照料对女性劳动供给、职业生涯的影响日益显著。(3) 在计划经济时期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下,我国是世界上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潘锦棠,2002)。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及家庭、个人等因素从正反两个方向影响着女性劳动参与行为。一方面,蔡昉和王美艳(2004)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2年五个城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失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年龄偏大、教育水平偏低的劳动者被挤出了劳动力市场。姚先国和谭岚(2005)基于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五省一市城市住户调查的研究指出,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与其说是配偶收入提高后家庭劳动分工的自主选择结果,不如说是严峻就业形势所迫。虽然上述宏观经济周期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因素在短期内抑制了劳动参与,但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善,这些因素不会持续负向影响女性劳动参与行为。另一方面,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健康状况的改善等将促进女性劳动参与。但老年人口照料需求在中长期将迅速增加,而计划生育政策使子女数量骤减,家庭照料责任必然成为制约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因素。CHNS数据显示,在各调查年度,有照料责任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低于无照料责任的女性。特别地,老人家庭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而不断加强,因而政府需充分重视,提早谋划,以便从容应对。 (二) 家庭胶片者对于子女的劳动参与和时间负向影响的研究 国外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讨老人照料与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Wolf和Soldo,1994;Stern,1995;Ettner,1996)。在新近研究中,Heitmueller(2007)利用英国1991-2002年家庭调查数据,发现父母照料对就业的负向影响存在于特定类型的照料中,而且忽略照料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将高估这一负向影响。Bolin等(2008)利用欧洲健康、老龄和退休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照料责任与就业、劳动时间和工资之间的关系,同样发现了父母照料对女性就业的负向影响,但没有发现显著的国别差异。 关于我国家庭照料者劳动参与的研究文献较少,而且大多从宏观经济、家庭收入、生育保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