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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就业问题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中国人口大规模的区域流动呈现出一种区域流动。西部地区农村工人的城市工作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工人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沿海地区劳动力和经营成本逐步提高的环境下,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进入中部甚至西部边疆地区以降低成本,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相应的巨额项目投资为西部各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这些变化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转型和城乡民族关系必然带来巨大冲击和新的发展机遇。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笔者一直在中国西部地区(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和甘肃)开展有关农村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实地调查。近期调查结果表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人口跨地域流动在21世纪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形式,劳动力流动规模也比20世纪90年代有很大增长。在近年来所开展实地调查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当代中国人口跨地域流动及其对族际交往、民族关系的影响进行讨论和分析。 一、 从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到各类青年间的民族关系的复杂化 以人口跨地域流动和跨城乡流动这两个维度为指标,当前在中国有4个人口流动潮流需要关注。一是东部和中部汉族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向本地城镇的流动;二是东中部地区的汉族劳动力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流动;三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城镇的流动,在许多西部城市中汉族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和中部汉族聚居城镇的流动。 如果粗略地把全国地域划分为“汉族聚居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自治地区)两大区域,出现在两大区域的4个劳动力流动潮流无论在规模和形式上都是改革前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后3个劳动力流动潮流都直接与民族之间的交往有关,也必然会促使中国各族民众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和深入。与此同时,各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语言与宗教等)在这样的密切交往中更加凸现,各族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的相互竞争更加直接并呈现出新的态势,加上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的开发力度,少数民族民众开始关心这些资源开发受益分配的公平问题。随着人口流动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西部地区的各族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越来越关心本地区的经济开发对自己就业和发展机会的影响,同时关心外来流动人口给本地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与竞争。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境外势力也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族际关系给予更多的关注,各种敌对势力都把挑拨民族宗教关系作为牵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并通过各种宣传方式极力对中国各阶层进行渗透,这些因素都使中国西部多民族地区的政治形势和族际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当发生了一些可以利用来煽动民族情绪的突发性事件时,很容易被作为“导火索”用以刺激民众情绪,使部分青少年和民众走上街头,造成破坏社会治安和街头暴力骚动的现象,一些暴力恐怖分子也趁势夹杂其中,极力恶化局势。2008年拉萨的“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的“7.5事件”就是其中特别严重的事例,这两起事件造成了民众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显著恶化了当地的族际关系,也吸引了全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和就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农村、城镇和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得以缓解,农村青年中学毕业后在公社挣工分,城镇青年由劳动局安排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则由人事部门统一分配工作。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村劳动力过剩,大量农村中学毕业生只有进城打工来寻求就业机会,城镇待业青年和大中专毕业生也完全需要到劳动力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实现就业。在这样的体制转变下,城乡青年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西部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最重要的问题。各种形式的人口跨地域流动,就是在这样的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态势下出现的。 由于西部各个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演变历史和不同的民族人口构成,因此各地也出现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就业局势和民族关系的热点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都需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来调查研究和协调解决本地的各类社会矛盾。针对民众反映最强烈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及时地开展调查研究,借鉴历史和其他地区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与教训,梳理出具体问题的症结和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并在实践中不断修订改善,逐步摸索经验,在各项工作中具体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做好就业工作当作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来努力建设西部地区的和谐社会,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下面将对与民族交往有关的3个人口流动潮流的基本态势和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梳理和讨论。 (一) 带动了一些特殊的民族关系领域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在21世纪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快少数民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中央政府和中央直属企业在西部各省区设立了许多大型项目,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对交通、通讯、能源、城市建设、水利、生态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更新改造,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