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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类书与唐诗的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尹定远关于分类的函致。“古代书籍来自皇帝的眼睛以下，而古代书籍则是错误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北庭钱》、《艺术居集》、《初学者记》和《六书》是最古老的。”而后三部属唐代类书、唐代类书与诗歌的关系, 学者早有关注。闻一多、方师铎二先生首先指出初唐诗歌的类书化倾向, 对此持贬斥态度;贾晋华先生较客观地阐述了类书与唐诗的关系, 但主要强调唐诗对类书编篡的单向影响。鉴于此, 本文主要从唐代三部类书与唐诗繁荣、文人创作等两方面的密切关系论述类书对唐诗所做的贡献。 一、 唐代进士诗赋的新变化 唐诗繁荣的原因是什么, 是唐诗研究中反复讨论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唐诗繁荣的原因, 学界常常关注其外部因素, 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等, 而极少从文学与学术的“混血儿”——类书角度述说。 闻一多《类书与诗》中多次把“兔园册子”当作类书的代称。《兔园册子》是“仿应科目策, 自设问对, 引经史为训诂”而编的类书, 与科举考试有一定关系。唐代官修类书始于高祖武德五年 (622) 欧阳询所撰的《艺文类聚》, 此书体例上打破了唐前“文为总集, 事为类书”的畛域, 而创“事居于前, 文列于后”的体制。已兼具文集的功能, 且目的更加明确:“俾夫览者易为功, 作者资其用。”从时间上说, 类书编篡于唐代实行科举考试次年, 亦可见二者之关系, 正如张涤华《类书流别》所言:“迨乎科举之盛, 士子据以为射策之资。射策则记览之博, 翰墨之华, 咸所重视, 故事文兼采之体, 终乃应运以起。”从《艺文类聚》到《初学记》体例的变化看, 应与唐高宗时科考加试诗赋有关, 试帖诗与律赋都大量使用事典、对偶, 而《初学记》恰好为文人士子提供了创作的范例。 从唐进士考试的诗赋题目中也可看出类书与科举的关系。为了给以后举子们提供参考, 唐代就已把以往科考题目编排。《唐语林》卷四“企羡类”载:“宣宗即位, 爱羡进士, 每对朝臣问登第否, 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 便问所赋诗诗题并主司姓名。……大中十年, 郑颢知举, 宣宗索登科证, 颢表曰:`自武德以后, 便有进士诸科, 所传前代姓名, 皆是私家纪录, 臣寻委当行祠部员外郎赵璘, 采访诸科目记, 撰成十三卷, 自武德元年, 至于圣朝。apos;敕翰林:自今放榜后, 即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 仰所司逐年编次。”《唐摭言》卷一《诗杂文》亦云:“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而开始编排的年代正是《艺文类聚》出现的武德初年。可惜这些诗赋名单现已佚。傅璇琮先生考证出唐代进士考试的诗歌题目18个。那么, 这些考试题目出于何处, 和唐代类书, 尤其是官修类书有无关系是值得注意的问题。面对卷帧浩繁的典籍, 出题者难以翻检, 而经过“一时之选”的宫廷诸学士编纂的类书, 可以说既代表了上层统治阶级的思想, 又体现了当时的文风及审美观念, 从类书中提炼科考题目, 既省力又不至于“选题不当”。笔者把部分唐代科考考试题目及其类书来源列于下表 (按时间顺序) : 科举考试诗赋的题目不一定都来自类书。正如宋人叶梦得所言:“唐礼部试, 诗赋题不皆有所出, 或自以意为之。”大历八年 (773) 的《禁中春松诗》、乾符三年 (876) 的《涨曲江池诗》等都是出题人“以意为之”的考题。 随着科考题目多源于官修类书这一现象的出现, 士子们开始模拟官修类书而私撰类书, 以备寻事检文, 临试应用。宋人王应麟《玉海》卷二百三云:“ (唐人) 须灯窗之暇, 将可出之题, 件件编类, 如《初学记》、《六帖》……等书, 广收博览, 多为之备。”清代王士祯也认为, “白乐天作《六帖》, 本当时科举之书。” (《居易录》卷八) 而段玉裁《跋白氏六帖三十卷宋本》更直言不讳:“《六帖》者, 盖科举以为帖托之用而名之。”鲁迅曾说过:“唐以诗文取士, 但也要看社会上的名声。所以士子入京应试, 也须预先干谒名公, 呈献诗文, 冀其称誉, 这诗文叫作`行卷apos;。”要使“行卷”诗歌出色, 途径有二:一是平时勤奋练习, 二是临写时参考类书。平时写诗也迫切需要一本简单、适用且含有典故的工具书, 而唐时官修类书要靠手抄很难流传至普通文人手中, 因此私撰类书开始兴盛。中晚唐尤盛, 一些著名诗人也多撰有类书, 除白居易《六帖》外, 还有韩愈《两掖雅言》、元稹《元氏类聚》、李商隐《金钥》、温庭筠《学海》、皮日休《皮氏鹿门家抄》等等。这些类书都对著者甚至他人写诗作文产生过重要影响 (后文详述) 。相对于省试时只许带韵书的规定(1), “行卷”时参考类书的现象就较普遍了。这大概是唐代“好的诗篇大多不在省试诗中产生, 而在行卷、干谒以及交游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 官修类书还具有诗风导向的作用。唐代类书的繁荣主要在于帝王的提倡, 而这正是促进文学兴盛的有效方法。正如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