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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与西周周王朝和诸侯历史散文 历史学家在撰写先秦历史散文史时，通常使用《左传》继承《尚书》和《春秋》，并将《国语》放在《左传》之后，普遍认为《国语》艺术没有取得《左传》的成就。这种定位初看起来似乎公允,实际上它掩盖了《国语》的真实艺术价值,使《国语》失去了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应有地位。《国语》是一座有待深入开掘的艺术宝藏,它代表了西周春秋时期真实的散文水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后来的《左传》、《战国策》和诸子百家散文,有着《尚书》、《春秋》、《左传》所无法替代的独特艺术价值。要讨论《国语》的艺术价值,还得先从它的性质谈起。 一 《决定》是“国别史”的依据 从汉代至今,学界对《国语》一书性质有三种代表性看法: 一是认为它是“《春秋》外传”。《汉书·艺文志》于六艺略《春秋》类著录《国语》。《汉书·律历志》、王充《论衡》和刘熙《释名》都说《国语》是“《春秋》外传”。所谓“外传”,是相对于“内传”即《左传》而言。既然《国语》、《左传》一是外传,一是内传,那么自然这两部书就同出于左丘明之手。这是汉人对《国语》性质的普遍看法,对先秦历史文化专精如司马迁者也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中,多次说鲁君子左丘明作《左传》和《国语》②。经过傅玄、刘炫、陆淳、叶梦得、四库馆臣等历代学者的辩驳,特别是现代以来破除了儒家经学的尊崇地位,今人不再相信《国语》是“《春秋》外传”。但汉人内外表里之说仍在有意无意之间影响后人,今人或将《左传》、《国语》两书加以比较,或论《左传》而兼及《国语》,这种思维定势的根源盖出于汉人内外表里之说。 二是将它断为“杂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驳斥了《国语》为“《春秋》外传”之说,而将其置于“杂史”一类。这个处理解除了《国语》与《春秋》之间所谓的经传关系以及《国语》与《左传》之间的内外传关系,为我们重新认识《国语》性质扫除了经学障碍。 三是将它划分为“国别史”。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指出,《国语》在编纂体例上自成一家,不同于《尚书》等其他五家。清人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根据刘知几六家之说,将《国语》断为“国别家”。此后,《国语》为“国别史”便成为学界共识。“国别史”之说准确地指出了《国语》的编纂体例,有助于我们认识《国语》文章的不同地域特色。 窃意以为,对于《国语》性质,必须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国语·楚语上》载楚大夫申叔时论太子教育:“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由此推测,楚国宫廷用来教育太子的《语》,是一部记载先王德治言论的典籍。不仅楚国有《语》,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和他国史官所作的《语》①。《语》之前冠以国名,就成为某国之《语》,诸如《鲁语》、《齐语》等等。各国之《语》最初可能单篇流传,并借朝聘赴告的机会得到交流,战国初年某国史官把他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遂成今本《国语》。《国语》内容广泛涉及“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韦昭《国语解叙》),编者选编的宗旨是为王侯治国“道训典,献善败”,其中劝谏内容远远多于颂美。我们必须说,《国语》编者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强烈敬业精神的史官,他所选入的每一条材料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垂鉴意义。例如周宣王本是西周中兴之主,但在《国语·周语上》有关宣王的五条材料中,竟有四条是写西周名臣讽谏宣王弊政,从中可见编者提供懿戒的意识是何等强烈! 其次,《国语》是“编”不是“著”,是“选”不是“作”。这一点与《春秋》、《左传》等书“作”的性质有着根本区别。《国语》文章是不同时代的各国史官早就写好了的,编者只是起到选篇、编辑的作用。《国语》选编范围,包括西周、东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诸侯国,西周春秋时期卫、蔡、陈、宋、燕、秦等重要诸侯国之《语》均未收入。尽管选篇不够完备,但是像西周覆灭、齐桓晋文称霸以及吴楚兴亡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这部书中得到反映。它的记载上至周穆王,下迄鲁悼公②,约当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453年,历时五百一十四年。各国史料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悬殊甚大,其中《晋语》所占的篇幅最多,一共九卷,而《郑语》只有两条材料。各个时段材料分布也不均衡,从周穆王到西周末年只有十一条材料,而从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到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这八十六年间竟然没有一条材料。这可能是由于编者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材料本来就有多有少。 第三,《国语》是“史料汇编”而不是“史”。史是一条不断流的长河,因此作为严格的史书,应该是有着前后因果联系的系统记载。拿这一标准衡量《国语》,显然它还不够史的规格。《国语》一共收有二百三十五条材料,每一条材料截取一个历史片断,除《晋语》某些材料和《吴语》、《越语下》上下有所衔接之外,大多数材料之间没有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