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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涉外宦官特权问题刍议 外官僚的独裁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外戚宦官作为一种腐朽的政治力量,在历史舞台上真正起作用,是从汉代开始的。他们在皇权许可的范围内,演出了一幕幕丑剧,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本文就两汉外戚宦官专权问题谈谈笔者粗浅的看法。 一、 御史为御史及官员所任职的御史也有自己的要求 西汉到了武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创造了条件。因此,他在继续推行削藩政策的同时,在政治上削减丞相之权。其措施是在丞相为首的外朝制度之外,建立易于控制的内朝制度。汉初,丞相位尊权重,辅佐天子处理万机。论位尊,朝臣见三公皆拜,论权重,“入朝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懂是非,”有权得戮二千石。并形成了因功而侯,因侯而相的格局。到了武帝时,由于功臣宿将略尽,丞相必出有功之侯的体制打破了。武帝便在有利于加强皇权的前提下,选用资历浅薄,易于控制的人充当相职。其结果使军国大权完全操纵在自己手中,具体事务分别由九卿大臣执行,而丞相不得预闻。丞相原有的监察郡国长吏之权也被武帝直接派遣的十三部刺史和新设的司隶校尉所取代。丞相不仅不能如前得戮二千石,而且往往自身难保。在武帝时的十三个丞相中,被迫自杀和下狱处死者就有五人之多,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随着相权的削弱内朝官始得重用,尚书台遂成为百官之本,并逐渐取代了丞相府。尚书地位日益显赫,其充任者不是外戚便是宦官,因为他们与皇帝有着微妙关系,在皇权强化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被皇帝当作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尤其是汉武帝认为:“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故委尚书之权于宦官。武帝曾游宴后庭,使宦者典尚书事,这是宦官掌握尚书职权的开始。而外戚霍光受武帝遗诏辅政,以内朝官职位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领尚书事,这是汉代外戚总揽尚书职权的开端。从此之后,“丞相无戒政之权”,而“大将军总经纬之任”。尚书的权力是极为广泛的,有荐举、选任、提升官吏和审理百官奏议的权力。“诸上书皆为二封,置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领尚书事的霍光曾对涉及揭发他家骄纵不法之事,皆以“不善”为由“屏去不奏”。汉代人喻尚书为天上北斗,谓其“出纳王命,为王喉舌。”他们有劾奏和责问包括丞相在内的大臣的权力。如汉哀帝曾因丞相王嘉上益封幸臣董贤二千户的诏书一事,要尚书责问王嘉。尚书劾奏王嘉“言事恣意,迷国罔上,不道!”下廷尉狱,致使王嘉忧愤而死。对丞相是如此,对其他大臣更可想而知。可见,尚书具有代天理物、督责大臣和凌驾于丞相之上的权威。遂为“百官之本,国家枢机。” 东汉光武帝再度削弱相权,且鉴于西汉“强臣窃命”的教训,对外戚严加防范,再次加重尚书权力,以至“三府任薄,选举诛赏一由尚书。”他们“出纳王命,赋征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虽置三公,不过备员而已。其人选无非是那些“清悫谨慎,循常习故”的庸材。其中胡广更为典型。他之所以能安妥任事六代皇帝,与其奴性十足是分不开的。历史是何等的无情!光武帝加强皇权的结果,仍然是“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 二、 东汉官吏专政体制的变迁 为了弄清外戚专权的问题,首先我们从母后临朝谈起。关于母后临朝在汉以前是较正常的事,尤其是在年幼君主即位时,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权宜之计。这种情况在汉初仍然可行。如惠帝时吕后临朝,在大臣中并未引起异议。汉武帝在立太子之前,杀其母赵婕妤,并让霍光等辅政。毫无疑问,这一决策对稳定统治秩序、巩固皇权起了重要作用。但不管当时武帝打算如何,这一举措居然成了一种制度的开端,开了西汉外戚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政的先河。从元帝以后,中间除中书令石显显赫一时外,外戚王凤曾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专权,其兄弟五人同时封侯。王凤死后,王音、王商和王根相继用事。后来王根推荐其侄王莽自代,终至西汉衰亡。 东汉一代,出现了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先后执政的外戚有窦宪、邓骘、阎显、梁冀、窦武和何进等。前后用事的宦官有郑众、江京、李闺、孙程、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张让和赵忠等。两种势力的消长,总的情况是从和帝到桓帝时期,外戚占优势;桓帝以后,宦官占了上风。而每次专权的初期,总是母后临朝,外戚当权。随着皇帝年长,遂凭借宦官,消除外戚。皇帝成为两种势力争取的对象。如此往复循环,直至东汉灭亡。 外戚宦官专权究竟到了何种程度?西汉成帝时,外戚王凤用事专横,以致公卿“侧目而视”,成帝曾因刘歆通达有奇材,欲以为中常侍,当临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后来告知,“凤以为不可,乃止。”东汉和帝时,窦太后称制,窦宪“内斡机密,出宣诏命,父子兄弟充满朝廷。”史书说他权重使“朝臣震慑,望风承旨。”顺帝时,梁冀继父为大将军,专权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慕己而不得有所亲豫,”“机事大小,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