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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贵州少数民族聚落及建筑研究综述 贵州省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分布在该地区。分散在山区的少数民族是他们的重要生产和生活场所。在漫长的、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所有民族在其布局、场地建设和建筑建设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是丰富多彩的民族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容器和载体之一。因此,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近些年,伴随着“发现贵州秘境”的风潮,关于贵州少数民族聚落和建筑的研究越来越丰富。 对于贵州少数民族聚落与建筑的研究,总体而言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建筑学、规划学的角度;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文博、旅游等泛社会文化学的角度。相关研究汗牛充栋。本文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少数民族聚落及其建筑,内容涉及贵州少数民族聚落以及建筑的自然社会背景、形成发展过程、所具有的特点、将来的发展趋向。同时采取学科综合研究的视野,不局限于聚落建筑的空间物质层面,同时关注其社会文化层面。 一、 简单介绍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贵州少数民族聚落与建筑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以长时段观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20 在学术意义上也有所新认识、从建筑学角度介绍 关于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的研究与介绍,实际上最早将其引入现代学术视野的是人类学家:20世纪初,日本民族人类学家鸟居龙藏1902~1903年对贵州、云南、四川等省进行了以民族、语言、考古遗址为主要内容的考查,以此调研为基础,发表了《从人类学上所看到的中国西南地区》等,文章内容也包括部分民族村落、民居、古迹等,是现代较早在学术意义上将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况、民俗风情、聚落民居向外界进行介绍。此后,还有一大批日本学者(如百鸟芳郎、铃木正崇才等)保持了对西南/贵州少数民族的关注。 1942年出版《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书中刊载了五十余篇论文,书中部分篇章,如陈国钧先生的“都柳江苗夷的分布”、“北盘江苗夷的分布”、“清水江苗夷的分布”、“水家的地理分布”等四篇,对于今日的聚落研究人员来说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建筑学界将目光投向这片区域也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成文的并不多。1948年,戴裔煊在考察收集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干阑建筑之后,结合古籍资料考其源流,并与东南亚的干阑民居相比较,写作了《干阑: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是笔者阅及的较早的(如果不是最早的话)涉及贵州民族建筑的建筑学论著,其研究将干阑这一极具地方特色的民居建筑形式介绍给建筑学术界。但坦率而言,建筑学界对贵州少数民族聚落及建筑的研究起步十分晚,研究成果也相当少。 2. 贵州少数民族建筑研究概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40年时间,其间多有中断与停滞,研究成果并不十分丰富,但却是贵州少数民族聚落与建筑从默默无闻走向为外人所知,并且奠定研究基础的一个重要时期。 人类学、民族学界持续关注,积累不少民族聚落与建筑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曾由国家组织进行过对贵州境内少数民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调查资料丛书》中的苗族、布依族、侗族等社会历史调查专集,对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呈现。1983年,贵州省开始组织进行“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调查遍及贵州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深入村寨,选题也十分丰富,其中不少关注聚落与建筑。 建筑学界对贵州少数民族建筑的关注也开始起步。最早的研究是围绕“干阑”、“石板房”、“鼓楼”、“风雨桥”这几种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建筑形式展开的。邓焱(1981),罗德启(1983),李先逵(1983)等开始研究并介绍贵州的少数民族建筑。此外,由于部分少数民族村落与建筑具备极强的文物价值,鼓楼、风雨桥等少数民族建筑瑰宝陆续被评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针对这些建筑也作出了研究,代表有胡光华(1982a,1982b)等。这一阶段,专门针对聚落的研究也开始起步,于1988年中国民居学术会议上,邹洪灿宣讲的“侗族村寨形态初探”(邹洪灿,1991)从选址、构成、布局、民居等方面对侗族聚落进行了研究。 3.20世纪90年代至今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贵州少数民族建筑的研究日渐丰富,研究成果屡屡问世,其中不乏一批重量级成果。这一批著作中,有的从“新”处着手,重在挖掘新的典型建筑与聚落;有的从“广”着手,重在构建整个贵州少数民族建筑的谱系;有的向“深”处发展,深入挖掘建筑形成与存在的影响因素、内在功能结构、外显价值等。比如唐国安(1990),彭礼福(1990),李先逵(1992b),吴正光(1991),金珏(1993)等对苗、侗等少数民族民居建筑的研究。 这一阶段,对于“聚落”的研究渐成主流。随着聚居理论的引入,从20世纪末开始,对贵州地区少数民族村落的研究开始从民居扩展到聚落层面,开始以生成整体的方式,全方位考察聚落的生态环境、生产生活、经济社会、聚落形态等综合性问题。 这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