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实甫《西厢记》中莺莺的恋爱心理.docxVIP

论王实甫《西厢记》中莺莺的恋爱心理 在中国文学史上，“雅”与“俗”的对立从未超过元明初。在元代,“雅”、“俗”二线尚属平行发展阶段,散曲与杂剧互不相扰,各自分头发展,而如《西厢记》之影响,元散曲中却是绝无匹敌;到了明代以后,“雅”、“俗”形成了尖锐的地立,俗文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以情抗理一类作品,以其强大的批判精神压倒了雅文学而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当我们回头将这两部名著中的女主人公崔莺莺与杜丽娘作一番比勘,又会发现她们在恋爱心理、爱情基础、反封建意义各方面都有相当的差异。 一 林雄:汤显祖的理想世界 一部《西厢记》,自始至终给人以“真”的感受。它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光张生与莺莺形象在生活中实有其人,而作为艺术典型的莺莺性格也是真实可信的。尤其令人折服的是王实甫对莺莺的恋爱心理的描写,可触可感,细腻真实,每一笔都写得在情在理,使人柔肠百转,难描难摹。它的成功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说:“中国的戏曲小说,写到两性恋史,往往是两人一见面便相爱,便誓订终身,从不细写他们恋爱的经过与他们在恋时的心理。《西厢》的大成功,便在它的全部都是婉曲的细腻的在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心境的。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莺莺是一个深沉、幽静的少女,王实甫在剧本中除了揭示她对青春的觉醒,对爱情的追求,以及走上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的过程,把重点笔墨都化在写她自身的思想矛盾和恋爱心理上。 在红娘探病递简、张生逾墙赴约的情节中,莺莺显得矜持、冷静,又矛盾多变,体现出内热外冷的倾向。她一边责怪红娘,无非想证明自己是个娴淑少女,但一边又情不自禁的关心注视有关张生的一切,听了红娘对张生探望结果的“汇报”还不够,还要看张生带来的帖子,颠来倒去不害心烦,看了还不够,又要红娘把自己的心意带给张生,要张生月夜赴约。而张生如期,她又翻脸不认。她的斥责红娘与呵斥张生的话,仔细看来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要巧妙地避开封建礼教与家规的封锁。而莺莺之所以有这许多做作、反复和变化,是由她特殊的环境、特定的身份、地位、修养所决定的。一方面,她受了十九年封建教养,平日足不出户,每日所习功课都是女红针指,所受熏陶都是传统的道德观念。与张生约会,诗书相递虽是两情相悦,但终觉心里惴惴,也抛不下相国千金的那份矜持、骄傲。另一方面,红娘虽是她的丫环,但她同时又担负着对莺莺行监坐守的使命:“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至于红娘在张生面前出谋划策,促进两人爱情的事,莺莺并不知情。并且,小姐的身份地位,她内心的修养,使她不可能在未经试探的情况下对红娘完全信任,尽吐心中衷曲,因此不得不用假意去试探和遮掩。这样一来,更能说明莺莺的谨慎、机智和性格深沉,更显得莺莺这个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真实可信。王实甫的确比同时代甚至后来的戏曲家技高一筹,如此细腻和真实的描写,除他以外,更无出其右者。 汤显祖的《牡丹亭》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明代沈德符《顾曲杂言》称《牡丹亭》梦一出,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但在心理刻划上却比不上《西厢记》。杜丽娘虽有“游园惊梦”时的伤春哀怨却只是为后来的寻梦、殉情作铺垫。《牡丹亭》把重点放在杜丽娘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随着离奇荒诞的情节,使人物性格丰满完整。但这样一个形象是寄予了作者高度的理想的。汤显祖是用一字一泪写成此人的,希望通过杜丽娘表露他的崇尚真性情的思想。汤显祖生活在晚明时代,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已由盛唐的巅峰经宋元明而不断滑向低谷,作为没落统治阶级垂死顽抗的一种惯常手段,思想禁锢日益严酷。有明一代,烈女尤多,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妇女所受礼教压迫之严重。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明代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产生出了本阶级思想意识的杰出思想家。李贽就提出了同传统的封建礼教迥然不同的学说,他彻底否定在人之外有什么天理,进而否定天理对人心的统治,否定对人的自然要求的任何束缚。他说:“《关睢》之诗,未得则辗转反侧,寤寐思求,其神伤也。既得则钟鼓琴瑟,乐而不厌,其乐淫也。”因此,他认为决非所谓“思无邪”之作。乐而至于淫,哀而至于伤,纯乎为一片至情,正是人类的正常情感,虽圣人亦不免。汤显祖深受李贽等人思想的影响,他的一生就是为人间至情而歌唱的一生。在《牡丹亭》题记里,汤显祖曾这样写:“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 在《牡丹亭》中,作者就是通过写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情节,歌颂丽娘的至情至性。至于恋爱中的心理则是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