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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历史上的变与不变过程模式 威斯敏斯特理论模型（威斯特系统，u.）和拉沃斯特系统（w.）提出了“有序异质”的理论模型。他认为语言不是一种异质系统，而是有不同质量的部分。一般说来,变异成分是随机的,无序的,如果某一变异成分在言语社团中被某一群人接受,并开始传播,那么语言无序变异就进入有序阶段,语言演变就开始了。所谓有序变异是指变异成分与风格、阶级、年龄等控制因素存在共变(co-variation)关系。徐通锵把结构、变异、有序、目标四者结合起来提出以下变异转化为结构的公式:结构——有序状态的变异——结构(P1-7)。 陈保亚认为语言演变是无序变异与有序变异在旧结构与新结构之间的一个自组织过程,进一步把变异的过程总结为:旧结构→无序变异→有序变异→无序变异→新结构(P181)。 我从不同的角度把语言演变的类型分为:无序变异和有序变异,个人语言变异、部分人模仿变异、群体模仿变异和言语社团变异,恒常变异和偶尔变异,有意识变异和无意识变异,母语变异和非母语变异;并对语言演变的部分原因作出了一些解释(P117-121)。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就语言演变的过程模式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 根据“社会说”的提出,直接参与社会变迁。古汉语判断句,既 我们把变异在社会中扩散的因素考虑进去,从变异成分在社会中的扩散这一角度归纳出以下语言演变的过程模式。该语言演变的过程模式指的是语言演变一般所要经历的不同阶段的大致模式。演变的过程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 A→个体无意识变异(第一步:无序变异)→部分人有意识/无意识模仿变异(第二步:准有序变异)→群体有意识/无意识变异(第三步:有序变异)→泛群体无意识自然变异(第四步:准无序变异)→全社团无序变异(第五步:无序变异)→B。 “A”代表旧结构,“B”代表新结构。无序变异是随机的,与其他因素没有联系。言语里充满变异,各人的语音会有差别,每个人的话语中都可能有过异常成分,但多数变异在一定程度内呈无序随机状态,不会引起语言演变。但当某一种变异在一定的人群中扩散开,就不是随机的,就有了一定的规律,就是有序的了。变异的第一步为个人无意识变异,属无序变异。多数个人语言变异并不会引起部分人响应变异,所以对语言变异而言,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难断言某一个人变异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能说那些永远没有被人听到的个人变异是毫无意义的。个人语言变异影响到其他人的语言,变异才能进行下去。当变异进入到第二步“部分人有意识/无意识模仿变异”时,旧结构开始了演变,部分人开始有意识/无意识地模仿变异成分,这时变异成分与社会等因素有一点联系,但不明显,因为人数太少,变异出现得也不多,所以只是准有序变异。而进入第三步“群体有意识/无意识变异”时,变异群体化了,变异成分与社会等因素有明确联系,属有序变异。当变异进入第四步“泛群体无意识自然变异”时,变异扩展到多个群体,与社会等因素的联系规律性不太明确,但也有一定规律,这属于准无序变异。而变异进入第五步“全社团无意识自然变异”时,变异成分为全言语社团大多数成员接受,与社会等其他因素失去有规律的联系,进入无序变异阶段,这时演变完成,形成新结构B。上述过程模式中第三步所说的有意识和第四步中所说的无意识只指主流,有时也包含有相反的情况在其中。 汉语判断句的演变大致可以说明以上演变过程模式。上古汉语判断句绝大多数不用判断动词“是”,其构成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 (1)甲者,乙也。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 (2)甲,乙也。百里奚,虞人也。(孟子《万章·上》) (3)甲者,乙。天下者,高祖天下。(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4)甲,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周南·关雎》) 上古汉语判断句中间极少用判断动词“是”。王力认为“先秦时代没有真正的系词,这是肯定的。”“汉语真正系词的产生,大约在公元第一世纪前后,即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叶”(P353)唐钰明根据《韩非子》和《战国策》中的2例还有马王堆等出土的秦汉帛书和竹简中的7例证明先秦已有判断动词“是”(P388-389)。丁崇明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古籍中找出11个“是”作为判断动词的例句。例如: (5)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6)韩必德魏、爱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韩是魏之县也。(《战国策·魏策》) (7)问人曰:“此是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丁崇明又从西汉前期《谷梁传》、《淮南子》等文献中找到几例判断动词“是”的例子;还考察了西汉中期的《史记》,找到9例判断动词“是”;从东汉的《论衡》找到23例,占全书635个“是”字的3.6%;从三国两晋的文献中也找到数例;从南朝《世说新语》中找到166例,占全书255个“是”字的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