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通灵术》伪证小说的伪证叙事策略.docxVIP

霍桑《通灵术》伪证小说的伪证叙事策略 纳萨尔霍桑（1804-1864）是美国新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家。他的艺术成就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经过了焚烧手稿和书籍、离开经文和成为圣经的艰难过程。他从短篇小说创作踏上文学之路, 但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默默无闻, 曾自我嘲弄为“美国最无名的文人”, 以致在初尝成功喜悦之际仍抑郁地抱怨“即使这最小的认可也令人如此疲倦地等待” (John Jones 1994: 19) 。1849年, 他在经历卑躬屈膝之诡谲政治、食不果腹之艰难营生之后, 封笔短篇创作, 开始尝试“浪漫传奇”, 并以惊人之写作速度创作发表了《红字》、《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及《福谷传奇》, 这些浪漫传奇成为日后确立其经典作家地位的扛鼎之作。 尽管霍桑主要以长篇浪漫传奇为经典代表, 但其短篇小说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甚至有批评家更强调此文类在美国文学中的经典地位, 其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 (1837) 与《古屋青苔》 (1846) 体现了作家对历史、社会、道德及个体心理奇异而深邃的关注, 显示了作家丰富的人生经历及其神秘智慧。1850年之后霍桑仍有短篇小说集出版, 诸如《雪象及其他新编故事集》 (1852) 、《童话故事集》 (1852) 及其续篇《黑木林故事集》 (1853) , 还包括他去世之后整理出版的《多里沃传奇故事集》 (1876) 与《巨型的石面及白山故事集》 (1889) 等, 但几乎所有这些短篇都是在1850年之前创作的。霍桑在其成名之前的短篇小说创作无论数量还是在艺术品位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短篇神秘荒诞, 鬼魅怪异, 幻惑迷离, 其基本主题批评传统是对人类心灵之神秘地带的探索, 主要涉及历史书写、主体心智结构、传统道德、个体与社会冲突等命题;其基本艺术批评传统是以象征、寓言、隐喻等叙述手法表现人类精神存在的困惑。本文基于这两种批评传统的丰富学术遗产, 接续其主题探索的“内省性”特征和艺术探索的“暗示性”表征方式, 从当代叙事学与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话语中汲取批评视角, 通过霍桑短篇小说之主题与叙事策略的关系研究, 阐释霍桑在短篇小说艺术锤炼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种“神秘的”叙事策略, 揭示霍桑创作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所蕴涵的意识形态。 1838年, 马丁尼欧 (Harriet Martineau) 出版了他关于美国的第二本书《西行回顾》, 利用大量篇幅讨论了当时美国人对科学、哲学和道德体系认知的摇摆和善变。他在书中记录道:“当斯伯芝姆 (Johann Caspar Spurzheim) 到美国时, 大部分美国人一夜间都变成了颅相学家……波士顿正为通灵术而抓狂……宣讲者祈祷星辰指引其去农村——那里的居民率真、开化而求知欲强。但5年还不到, 这位宣讲师即发现自己被动物磁性说的专家、同种疗法 (homeopathy) 的倡导者、证明孩童身体由他们的精神造就和从中可得出上天最新启示的分析家所取代。” (Stoehr 1969: 33) 一般认为, 19世纪美国出现松散的伪科学团体与当时的文化景观是一致的。在这样的文化风潮中, 霍桑及其创作也受到了这些伪科学的影响。在此前相关学术研究中, 斯多尔通过对霍桑个人生活轶事或资料的研究, 探讨了霍桑与面相学、颅相学的联系, 及在其作品尤其是《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中面相学标记的运用 (Stoehr 1974: 355-400) 。关注通灵术对19世纪文学的影响和当时主要作家对通灵运动反应的批评家科尔 (Howard Kerr) 则指出, 霍桑对通灵术持有批判的态度 (Hoffmann 1972: 294-295) 。批评家科勒 (Samuel Chase Coale) 在其《催眠术与霍桑:美国罗曼司的媒介》中指出, 在霍桑创作的当时语境中, 催眠术“肯定无疑地占有一席之地” (ibid.: 294) 。斯多尔在《霍桑与催眠术》一文中详细记录了霍桑之妻索菲娅接受催眠师治疗的过程和霍桑本人对催眠术的忧虑。霍桑质疑催眠术所引发的意志力的神秘转换, 认为这侵犯了个人最神圣的地方 (Stoehr 1969: 60) 。然而, 不管认同还是质疑, 霍桑生活的语境与19世纪的伪科学尤其是面相学/颅相学、通灵术、催眠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前对于霍桑与伪科学之间关系的研究, 大都特别关注其4部罗曼司, 尤其是《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 对短篇小说着墨甚少。 霍桑神秘诡异的短篇小说曾的确使诸多批评家困惑不已, 也驱使他们不停地寻觅霍桑写作主题之秘密与霍桑叙述艺术之蹊跷。笔者认为, 霍桑短篇小说所采用的“神秘性”和“暗示性”的叙事策略挪用了19世纪初中叶美国流行的伪科学观念, 主要涉及通灵术、颅相学/面相学、催眠术等。作为观念系统, 这些伪科学观念体现了作者对待科学或伪科学的态度,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