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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评点的批判与反思 一 评叶、评叶与现有评学进路 评论作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南宋开始，一直繁荣到明清时期。从明代后期开始, 出现了对这一具有大众文化性质的批评方式的反思与批判。如吴应箕《答陈定生书》指出, “钟伯敬之评诗, 茅鹿门之评古文, 最能埋没古人精神”, 指斥评点著作“一字一句, 皆有释评;逐段逐节, 皆为圈点, 自谓得古人之精髓, 开后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 误后生者正在此, 而时无深心大雅之士为之纠正。故其书行而流祸深, 诗文所以日亡也”545。钱谦益《葛端调编次诸家文集序》痛斥孙鑛、钟惺的评点之学“鼓舞一世”, “非圣无法”, “学术日颇, 而人心日坏, 其祸有不可胜言者”873。顾炎武亦斥钟惺“乃选历代之诗名曰《诗归》, 其书盛行于世;已而评《左传》, 评《史记》, 评《毛诗》, 好行小慧, 自立新说, 天下之士靡然从之”, “其罪虽不及李贽, 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1035。乾隆时期, 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 绝大多数评点著作只列存目, 不入正选。少数入正选的书籍, 则只录评论, 圈点标识一概刊落。与此同时, 馆臣还在明清评点著作的提要中, 不遗余力地对评点展开全面攻击, 如评慎蒙《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记文之末, 皆有评语, 亦不出坊刻积习”676, 评叶向高《说类》“其上细书评语, 体例尤为近俗”1123, 评孙默《十五家词》“每篇之末, 必附以评语, 有类选刻诗文, 殊为恶道”1826之类, 俯拾皆是。这些批评, 尽管不如钱谦益、顾炎武等尖锐, 但因其摆脱了政治立场带来的显著偏激, 主要体现了一种学术、文化立场, 因此, 更易在学界引起共鸣, 产生更大影响。“近俗”、“功利”、“时文陋习”等“恶道”, 自此成了评点最常见的罪名。馆臣之外, 汪师韩、王元启、曾国藩等都提出过类似批评, 足见清代主流学界对评点的态度。在这种批评语境下, 有些选家编纂文集时遂不施评点, 原有圈点的, 则尽行删除。如席居中《昭代诗存》凡例称, 此书初编时, “一卷二卷, 皆有评点”, “既而思一己偏执之见, 岂可强世从同”, 遂“削去前刻, 直锲本文”卷首。姚鼐曾亲自评点所编《古文辞类纂》, 道光年间, 其弟子吴启昌重刻此书, “以为近乎时艺, 用姚先生命去之”290。从这些例子不难体会到来自学界上层的批评对评点家造成的压力。 然而, 主流学术界对评点的批判与否定, 并不能根本遏制评点的盛行和发展。在清代, 不管是诗文选本还是小说、戏曲, 附有评点的著作数量比明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评点的成就和影响力, 金圣叹评《水浒传》《西厢记》, 毛氏父子评《三国演义》, 张竹坡评《金瓶梅》, 脂砚斋评《红楼梦》, 吴人评《长生殿》等, 都使评点拥有越来越多的受众, 形成明代之后又一个文学评点高峰。流风所及, 一些主流学界的代表人物, 一方面蔑视、抨击评点, 一方面又躬亲评点之业。如《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曾评点过《李义山诗集》《后山集钞》《瀛奎律髓刊误》等;曾国藩虽然痛心于“末世学古之士, 一厄于试艺之繁多, 再厄于俗本评点之书, 此天下之公患也”594, 但他编纂《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等都附有评点。这种矛盾足以显示评点的魅力和丰富意蕴, 也表明主流学界对评点的批判, 尤其是视评点为文风、学风、士风的败坏者, 甚至世道沦亡的罪魁祸首, 只是一种政治、文化态度或立场, 并无充分的学理依据。正因如此, 便有了对评点批评的反批评。方东树《书归震川〈史记〉圈点评例后》曰: 古人著书为文, 精神识议固在于语言文字, 而其所以成文义用或在于语言文字之外, 则又有识精者为之圈点, 抹识批评, 此所谓筌蹄也。能解于意表而得古人已亡不传之心, 所以可贵也。近世有肤学颛固僻士, 自诩名流, 矜其大雅, 谓圈点抹识批评沿于时文伧气, 丑而非之, 凡刻书以不加圈点评识为大雅, 无眼愚人不得正见, 不能甄别, 闻此高论奉为仙都宝诰, 于是有讥真西山、茅顺甫、艾千子为陋者矣, 有讥何义门为批尾家学者矣。试思圈点抹识批评, 亦顾其是非得真与否耳, 岂可并其真解意表, 能得古人已亡不传之妙者而去之哉!342 在方东树看来, 评点能得“古人已亡不传之心”, 是学者之筌蹄, 所以可贵。其学浅识陋者固然可讥, 然并其可贵者一概摈弃, 虽自诩大雅、名流, 实为“肤学颛固僻士”。锋芒所向, 显然是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主流学界。《书归震川〈史记〉圈点评例后》下文可与此进一步映证:“夫圈点评抹, 古人所无, 宋明以来始有之, 去之以为大雅, 明以前所无, 国朝诸公始为此论。余以为宇宙亦日新之物也, 后起之义为古人所无, 而必不可蔑弃者多矣, 荀卿所以法后王也。后人识卑学浅, 不能追古人, 而又去其阶梯, 是绝之也。”评点兴于宋代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