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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青少年肥胖现状与健康促进措施 儿童肥胖是一种日益严重、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儿童肥胖与许多成年期慢性病如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等有非常密切关系,肥胖导致这些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上升,使人群健康水平下降。国外学者前瞻性研究表明，35%的超重儿童会在成年期发胖，其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明显高于成年期发胖的患者，故对青少年超重或肥胖的防治至关重要。 1 ．中国工业基层肥肥率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些年来儿童肥胖率呈不断上升趋势。1984—1994年，英国4—14岁儿童中，男孩超重率从5.4%上升到9.0%，肥胖率从6.4%增加到10.0%，女孩超重率从9.3%上升到13.5%，肥胖率从10.4%上升到15.8%。美国疾病控制中心2001年1月报告：青少年的肥胖率是11%。中国1986—1996年间0—7岁城市儿童肥胖率由1986年的0.91%上升到1996年的2.0%，年增长率为9.1%。近年国内资料表明，1995—2000年期间城市男生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从1995年的5.1%上升到2000年的11.8%和8.7%,城市女生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从1995年的5.5%和2.6%上升到2000年的8.0%和4.1%,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到201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率将达到18.46%(男)和9.18%(女)。 2 干预方法和方法 2.1 干预措施及效果 学校是儿童青少年获得知识和养成正确行为的重要场所。在学校实施肥胖干预方案十分必要,学校对学生的集体管理也使干预方案的实施易于取得成效。到目前为止,国外已经以学校为基础开展了不少针对肥胖儿童的干预控制项目,有些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总的来说缺乏对全体学生的整体干预,缺少具有严谨设计和有效实施方案的项目。 Sahota等为评估以学校为基础的健康促进项目的实施效果，选取里兹的10所小学共634名7—11岁儿童参加了问卷、教师评估、学校活动计划的成功性、食堂伙食内容、学生掌握的健康起居知识、自我认知行为等调查。结果89%被调查者认为学校的活动计划是成功的、学校伙食有改善；绝大多数支持营养教育和身体活动的促进计划。接受干预活动的学生在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的知识、态度和自我认知方面得分很高。认为以学校为基础的健康促进项目成功降低了肥胖的危险因素。 同期另一个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实验内容涉及教师培训、食堂伙食调整、增加课外体育活动课程、身体素质教育、甜品商店、操场设施等。结果24小时膳食回顾中干预组的蔬菜消耗高于对照组；干预组中肥胖儿童的水果消耗低于对照组中肥胖儿童；干预组中的肥胖儿童自我评价较高；体块指数（body mass index,BMI）、静坐和参加活动的行为及其他心理测量在总体样本中无显著性差异。。 蒋竞雄等从北京市城区选择5所小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2所学校为干预组,3所学校为对照组，采用WHO身高标准体重值为肥胖判断标准。对干预组进行为期3年的群体干预,干预措施包括健康教育、增加运动和饮食调整,重点为调整晚餐进食顺序、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量、减少静坐时间、增加运动等。干预对象为超重儿童及其家长、肥胖儿童及其家长、非肥胖儿童家长。对照组除与干预组同期体检外不接受任何干预措施。经过3年干预,干预后两组肥胖发病率差别极显著。对干预组757名1—3年级儿童进行追踪观察,3年后原非肥胖儿童中3.6%成为肥胖儿童,原肥胖儿童中59.1%仍维持肥胖状态。对照组1031名1—3年级儿童中,有11.9%的原非肥胖儿童3年后转为肥胖儿童,原肥胖儿童中92.2%仍维持肥胖状态。干预组非肥胖儿童成为肥胖的危险性明显小于对照组,对照组肥胖儿童维持肥胖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干预组。 2.2 “4发展”计划随机对照实验 近十年来,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促进项目已逐步发展起来，Stolley等准备对美国某少数民族社区的儿童（3—5岁）和家长进行为期5年的“24 Head Start”计划随机对照实验。内容包括膳食干预、运动干预和整体健康的综合干预。在基线调查中15%的黑人儿童和28%拉丁美洲裔儿童超重，超过75%的家长超重或肥胖，说明干预计划的实施既关键又紧迫。社区干预的覆盖面相对较广,环境和政策的支持力度较大但也存在着目标人群和干预内容宽泛,干预活动容易走过场,效果难以评价等问题。社区干预还要考虑地域、民族、种族的文化差别和风俗习惯，尊重其宗教信仰。 2.3 家庭干预 以家庭为基础的行为干预模式已被公认为是治疗儿童单纯肥胖症的较为有效的方法。对于年幼的孩子而言,每天能量的摄入和消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父母的运动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对肥胖的态度和认识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家长既是以家庭为基础的行为干预的监督者又是执行者，是肥胖儿童的榜样。为肥胖儿童营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