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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执行情况的实证研究 18世纪初。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党的重要机关可以有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调整婚姻政策的又一重要举措。政府部门希望通过政策调整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时期人们的生育意愿, 但事实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人群的作用和影响程度却是不一样的。多数人会遵守计划生育政策, 在政策范围内生育, 甚至有调查表明, 在一些地区如江苏, 尽管政策规定的一些人群有生育二孩的权利, 但仍有很多人只生一个孩子。但同时,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违反生育政策, 特别是农村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一些研究发现农村多胎率较高;有研究者调查发现一些地区出现二胎超生热现象。因此, 当前正值政策进一步调整完善时期, 对以往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 分析违反政策生育的原因, 加深人们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认识,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区环境、家庭经济状况、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等都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国内外有大量关于生育行为的研究, 但专门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却很少, 仅有的一些也只是简单地、描述性地分析原因, 提出对策, 而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利用全国大型调查数据和定量方法, 在合适的理论指导下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 在控制宏观和中观因素的条件下, 考察影响该行为的微观因素, 分析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形成机制, 力图为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 生育行为的转变:从宏观、微观和微观到决策 目前解释生育转变的理论有三个:人口转变理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低生育模型。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了人口转变的发生, 其核心思想是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的阐释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是解释影响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社会经济因素的理论基础, 也是选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的依据。同时, 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为本文分析中国妇女生育行为的区域差异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生育的微观经济模型从家庭或个人决策的角度探讨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的转变, 主要包括莱宾斯坦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伊斯特林的供给需求理论、考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这些理论均从经济学中的理性决策角度阐释家庭的生育决策, 分析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的变化是如何促进生育行为转变的, 虽然是通过观察生育行为的时间演变创立的理论, 但是从空间角度也是有解释力的。这为本文选取变量和解释实证数据结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人口转变理论和微观生育经济学理论提到的因素只能间接地通过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来影响生育行为, 而邦戈茨 (Bongaarts) 提出的低生育模型则从一个更为直观的和直接的层面解释了个人的生育行为选择。他提出生育率由非意愿生育、孩子死亡替补效应、性别偏好、进度效应、不孕效应、竞争效应和意愿生育数共同决定, 前三个因素会导致实际生育水平提高, 后三项则对生育水平有抑制作用。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 非意愿生育减少, 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也使得替补效应减弱, 而不孕效应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 进度效应、竞争效应、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直接影响了我国妇女的生育行为, 而最直接的决定因素又是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 以上三种理论分别从宏观、微观以及中观提供了生育行为转变的解释, 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相应的也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寻找。宏观的社会环境 (包括现代化发展程度、生育政策和文化制度) 作用于中观的家庭因素和微观的个体, 既影响家庭和个体的特征, 也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同时, 社会环境、家庭因素和个人特征综合作用, 又导致不同家庭的孩子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效用, 同时使人们形成对孩子成本和效用的不同认识, 从而形成特定的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量, 最终形成实际的生育行为, 即生育数量和性别结构。 二、 整群概率比例抽样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此次全国性的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 覆盖全国各省市区, 样本量大, 代表性强, 而且是按家庭户进行调查, 对家庭基本信息、家庭子女状况和其他一些关键的个人社会经济变量都有涉及, 在缺乏确切的出生登记数据和计生数据的情况下, 是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最佳选择。 1. 计划外生育的未达到规定的范围 本文的研究主题———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 仅指在数量上超过了政策的规定, 即只能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了两个或以上的孩子, 能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生育了三个或以上的孩子, 实行“一孩半”政策的人群第一孩生育了男孩还继续生育, 或者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但生育了三个及以上的孩子。本文的违反政策生育不同于计生部门所说的“计划外生育”, 计划外生育除了从数量上判定外, 还包括违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