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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负面报道、声誉治理与事务所变更 一、 从声誉角度解释媒体负面报道的治理作用 在过去10年中，媒体监管在中国的证券市场管理中发挥了极其深远的作用。从银广夏事件 (股票代码:000557) 、蓝田股份造假案 (股票代码:600709) 以及后来的科龙电器舞弊案 (股票代码:000921) 来看, 均表现出了一个相同的过程:即先由媒体揭露其存在的财务问题等, 然后由监管部门介入调查, 接着投资者根据监管部门的处罚结果进行起诉。这样, 作为信息媒介 (Fang and Peress, 2009;Chen, Pantzalis and Park, 2009) 的媒体负面报道就成了揭示公司潜在问题和风险的信号。扮演外部治理机制角色 (Fan and Wong, 2005) 的审计师会根据这个信号来判断客户的质量, 进而确定其与客户之间的审计聘任关系是否继续维持。因为审计师会根据媒体披露的负面消息来评估审计师由此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潜在诉讼损失。风险越高, 审计师对客户质量的评价会越低, 公司和审计师的审计契约关系可能就越不稳定, 越容易发生审计师变更。基于此, 本文首先研究媒体负面报道对事务所变更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 国内外的文献都是直接研究媒体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 (Dyck and Zingales, 2004;Miller, 2006;Dyck, Volchkova and Zingales, 2008;Joe, Louis and Robinson, 2009;李培功等, 2010) , 并主要从声誉角度对这种治理作用进行了解释 (Fama, 1980;Fama and Jensen, 1983;Dyck et al., 2008;郑志刚, 2007)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 在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 既然市场参与者敢于通过违规行为去获取不当利益, 那么, 他们还会在乎声誉吗?如刘峰等 (2007) 发现, 由于中国的投资者保护较弱, 具有国际声誉的国际四大事务所在中国也并没有提供高质量审计。那么, 到底是法律环境的改善 (投资者保护) 还是声誉为媒体负面报道发挥治理作用提供了实现路径呢?本文欲对此进行研究。近年来, 我国法律环境的变化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实验环境。尽管2002年及以后的司法解释规定审计师因公司虚假陈述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但是, 由于该条例未得到有效的执行, 从而使审计师面临的实际诉讼风险很低。2006年新证券法的实施以及华伦事务所因蓝田股份造假而首次被法院判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从而使审计师因虚假陈述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潜在诉讼风险转变为可预期的现实诉讼风险。这样, 2006年法律环境的改善使得事务所因媒体负面报道所面临的实际风险明显增加。那么, 法律环境的改善是否会增强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契约关系的治理作用呢?或者说, 法律环境的改善是否为媒体发挥治理作用提供了实现路径呢?这是本文研究的第二个主要问题。 利用我国证券市场2001~2009年的数据, 研究发现:首先, 公司面临的媒体负面报道越多, 公司和审计师的审计契约关系越不稳定, 发生审计师变更的情况越多。其次, 2006年法律环境改善后, 媒体负面报道使审计师和客户之间的审计聘用关系的不稳定性明显增加, 而在这之前, 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和客户之间审计聘用关系的稳定性并不产生明显影响。再次, 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不同的媒体负面报道内容、媒体负面报道内容的严重程度以及媒体负面报道来源的差异性, 均对审计师变更产生了明显不同的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也只在法律环境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才存在。此外, 本文还发现:审计师会通过提高审计收费来控制媒体负面报道所带来的诉讼风险;媒体的负面报道有助于监管部门发现公司的违规行为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从而为投资者等起诉上市公司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些结果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有利的支持性证据。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两点:第一, 现有的文献主要从声誉角度解释媒体报道产生的治理作用 (Fama, 1980;Fama and Jensen, 1983;Dyck et al., 2008;郑志刚, 2007) , 本文则发现, 媒体负面报道发挥治理作用是通过法律环境的改善来实现的。这表明在转型经济中, 媒体发挥治理作用的方式可能不同于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第二, 现有文献主要基于破产风险角度研究了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签发审计意见行为的影响 (Frost, 1991;Mutchler et al., 1997;Joe, 2003) , 杨德明等 (2013) 初步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会影响审计师变更, 尚无文献专门深入研究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 本文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 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