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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负面报道、审计收费与会计质量 一、 当前审计收费的制度背景 媒体负面报道作为信息手段（fgandpers，2009）具有信息传递功能，可以发现客户的潜在问题和风险。根据Simunic (1980) 的发现, 对于风险较高的客户, 审计师会通过提高审计收费来控制诉讼风险, 弥补预期的损失。如杨德明和刘敏 (2013) 初步发现审计师会对具有媒体负面报道的客户提高审计收费。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是, 尚不清楚审计师是迫于声誉压力还是诉讼风险预期提高了审计收费。尽管自2002年1月15日之后, 对于公司的虚假陈述, 投资者可以起诉公司和审计师寻求赔偿, 但是直到2006年1月1日新证券法和公司法的实施以及法律执行力度的加强———2006年7月31日法院判决华伦会计师事务所因蓝田股份事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成为我国的第一起审计师民事赔偿案, 审计师才开始面临实际意义上的民事赔偿风险 (刘启亮等, 2013) 。这就为我们检验到底是因诉讼风险还是声誉压力迫使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制度背景。为此, 我们用中国证券市场2001-2009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 (不含创业板上市公司) 的数据来研究媒体负面报道是否是通过诉讼风险来促使事务所提高了审计收费。 进一步, 到目前为止, 在我国证券市场审计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主要是在虚假陈述方面, 同时, 我国的审计市场竞争也非常激烈 (刘启亮等, 2013) 。关于公司的媒体负面报道既包括会计方面的报道也包括非会计方面的报道。那么, 为了留住客户, 审计师是否只对会计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才提高审计收费呢?此外, 媒体负面报道既包括首次报道也包括重复报道, 作为专业人士, 媒体重复报道对审计师而言没有增量信息, 那么, 审计师是否只对首次媒体负面报道才提高审计收费呢?这是本文将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文研究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的实现路径, 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两点:第一、本文首次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是通过司法环境的改善来对审计师的收费行为产生影响, 进一步深化了现有关于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收费问题 (杨德明和赵璨, 2012) 的研究。第二、本文进一步细化了媒体负面报道的分类, 发现会计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和首次媒体负面报道会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 可能表明审计师因自身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和媒体报道本身的信息含量而对媒体报道进行了区别性对待, 拓宽了媒体负面报道的研究, 具有一定的学术增量贡献。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进一步分析, 第五部分是额外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最后是结论与总结。 二、 企业面临的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收费 自Simunic (1980) 开创性地研究审计收费的决定因素以来, 国外大量的文献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 如客户规模、资产结构、业务复杂性、审计对象本身的风险系数 (如库存和应收账款是高风险审计项目) 、及审计意见等 (Francis, 1984;Firth, 1985;Newton and Ashton, 1989;Stice, 1991;De Fond et al., 2000) 。此外, 一些文献从审计委员会特征 (Abbott et al., 2003) 、内部控制 (Krishnan et al., 2008;Raghunandan and Rama, 2006;Hogan and Wilkins, 2008) 、事务所合并 (Iyer and Iyer, 1996;Firth and Lau, 2004;Pong and Burnett, 2006) 等角度进行了进一步拓展研究。 国内基本上沿用了Simunic (1980) 的模型, 从客户和事务所两个层面进行了研究。首先, 基于客户层面的研究几乎都发现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模和子公司个数是影响审计收费的两大主要因素 (如:张宜霞, 2011;宋衍蘅, 2011;邢立全和陈汉文, 2013) 。此外, 一些文献则基于财务报告内容 (刘斌等, 2003) 、公司治理结构和所有权性质 (蔡吉甫, 2007) 、内部控制的复杂性 (张宜霞, 2011) 、公司披露被处罚信息 (宋衍蘅, 2011) 、集团统一审计 (伍利娜等, 2012) 、媒体关注 (吕敏康和冉明东, 2012) 、产品市场竞争强度及竞争地位 (邢立全和陈汉文, 2013)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次, 基于事务所层面则从审计意见的类型 (韩厚军和周生春, 2003) 、事务所区域因素 (刘斌等, 2003) 、事务所的声誉 (张宜霞, 2011) 、事务所合并 (李明辉等, 2012) 、事务所被处罚 (刘笑霞, 2013) 、金融危机环境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