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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覆盖律到因果机制科学解释的哲学取向 反思因果关系机制 为什么社会科学需要找到因果关系机制？这是本文的中心主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试图从两个角度来梳理文献、整理观点。 首先,因果机制能够为社会科学提供更细致、更深入、更能满足好奇心的解释。在为现实生活中的某种行为、现象或事件寻求解释时,我们可能并不满足于“X导致了Y”这样的说法,好奇心会驱使我们继续追问:“X是如何导致Y的?”一旦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探寻机制的过程。探究因果机制,有利于降低因果关系的分析层次并缩短各个环节之间的时滞,挖掘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实体和链条,从而打开黑箱、增强解释力。 其次,因果机制能够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更让人心安的解释,这种方法论理念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社会科学研究所遭遇的结构(structure)与能动(agency)之间的张力。覆盖律模型和基于因果效应的因果关系都过于强调结构的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方法论理念中,我们看不到能动者(agent)的因素,只是简单地知道原因变动结构性地决定了结果的变化。与之相比,因果机制这个概念可以赋予能动者更大的空间。一旦开始探究机制,我们关注的焦点就从结果转向了过程,在挖掘出能动者的同时也赋予能动者以选择的自由。 一、 亨普模型:科学解释的形式化 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解释1。在科学哲学领域,我们基本可以概括出两种主要的解释观——覆盖律解释模型与解释的因果性理论,它们代表了科学解释中两种历史悠久的哲学倾向。 亨普尔(Hempel)的覆盖律模型(covering-law model)曾一度成为科学解释的共识,被誉为“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2。这种观点认为,解释就是论证,即由一系列前提演绎推导出一个结论。在亨普尔看来,科学解释的实质就是把现象的出现和发生归结于普适定律(亨普尔后来对模型进行修正,将统计定律也纳入其中3),这也就是 “覆盖律解释模型”这一名称的由来。不难看出,这种观点确实有吸引人之处:“表明一种现象是某个普适定律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祛除了它的神秘性。”(萨米尔·奥卡莎,2009) 亨普尔概括出覆盖律模型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然而,不管何种形式,覆盖律解释观的核心都是规律和论证,其示意图如下: 由此可见,从解释项到被解释项的过程,必须是一个演绎推理的过程。现代科学的许多解释(尤其是物理学)都符合亨普尔所描述的形式:在普适定律和一些附加事实面前,一种现象不得不发生。例如,苹果落地这一现象可以由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一些附加假定经过演绎推导出来。不得不承认,这种模型为经验科学中的解释程序提供了一个系统的逻辑分析基础和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也就是将解释还原为形式化的逻辑论证。 尽管覆盖律模型很好地握住了科学解释的典型结构,但它也碰到了许多棘手的反例,最为明显的便是对称解释问题和无法排除相关项问题4。随着大量反例的出现,亨普尔的解释模型越来越站不住脚。今天,这种解释观已不再是共识。 既然覆盖律模型面临如此多的质疑和批判,那为什么研究者们还孜孜不倦地修正,而不是直接抛弃这种解释模型呢?其根源还是在于休谟问题5,作为一名经验主义者,休谟认为在人类认识领域内不可能发现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根据(休谟,1980)。通过反驳任意形式的归纳推理,休谟得出结论认为,因果性——理解和认识世界的脚手架——在逻辑上无法被证明(Stegmuller, 1977)。休谟这个诘难对于人类一直推崇的理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大多数经验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一令人惊讶的结论,不过,由于休谟的论断,他们还是倾向于把因果性看作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概念。如果一个经验主义者的目标是像亨普尔那样去澄清科学解释这一概念,那么诉诸因果性这个本身就需要澄清的概念就没有任何说服力。因此,面对休谟问题这座大山,经验主义者只有选择“绕道而行”。为了回避富有争议的因果性问题,他们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科学解释的逻辑结构和论证形式上来,亨普尔的覆盖律模型即为典型代表。 此外,覆盖律式的理论图景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例如,牛顿通过精确的定量形式表明,他的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不仅可以解释各种物体运动现象,甚至还可以解释一般的普遍规律,如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和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致力于追求大一统的自然科学总是希望以更简洁的理论来解释更多更复杂的自然现象,亨普尔的覆盖律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恰好满足了这个标准。 实际上,覆盖律模型反映的正是自然科学的解释倾向。对自然科学家而言,他们完全不需要介入研究对象本身,他们关注的仅仅是定律和证明定律而已。尽管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对世界的整体解释,但它所构建的理论图景却把心灵留在了画面之外,没有为喜怒哀乐善恶美丑留下席位(陈嘉映,2007)。乔治与贝内特明确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