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桃花扇》中柳敬亭、苏昆生的功能性作用.docVIP

论《桃花扇》中柳敬亭、苏昆生的功能性作用

功能性人物观是结构主义叙述学提出来的一种分析人物的观点，这种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或‘行动素’。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1]42也就是说，功能性人物观关注的是人物的行动，人物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其行动对故事情节的推动上。清代传奇剧本《桃花扇》借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合之情，勾勒出了南明弘光朝廷覆亡的历史。剧中的底层艺人——柳敬亭、苏昆生，虽然出场次数不多，但对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往学者大多重视研究他们在《桃花扇》中的性格特征及与历史原型人物的对比研究，对他们作为“功能性”人物的关注较少。在这部传奇中，作为功能性人物的柳敬亭与苏昆生，他们的一切行动基本都是为故事的主线——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情缘及南明兴亡服务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他们自身的性格特点为其行动提供的合理性。因此，一方面要从情节结构的角度分析柳敬亭、苏昆生在剧中的功能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注意人物的性格、品质对其行动或情节发展的影响。

一、功能性人物观与《桃花扇》人物设定

随着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叙述学的不断发展，对人物的研究也出现了与以往研究方式截然不同的新途径。与传统人物观侧重研究人物的品质、性格、精神及其作为具有社会意义的道德典范等相比，这种新的人物观从情节结构的角度出发，更关注人物自身对叙述生成所起的作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称之为“功能性人物观”。

功能性人物观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提出“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2]31强调悲剧中人物的行动，认为情节是对行动的模仿。普罗普则以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物的行动是构成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并将故事中的人物抽象为七种角色，这些角色体现的仅是其在故事序列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格雷马斯从语言学角度将这七种角色转换为三对行动元，并进一步区分了行动元与角色这两个概念，他认为“行动元属于叙述语法，而角色只有在各个具体话语里表达出来时才能辨认。”[3]119“一个行动元可以由好几个角色表现，反之，一个角色可以同时代表好几个行动元。”[3]125这里的“行动元”和“角色”都属于功能性的存在。荷兰结构主义叙述学家巴尔在研究“行为者”时，使用了“人物”这一术语。在巴尔看来，“行为者是一个结构上的状态，而人物则是一种复杂的语义单位。”[4]135按他的观点，“行为者”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人物”只有在故事中才能显现出其具体的特征。然而，按结构主义叙述学家的观点，人物的行为特征与性格特征是被割裂开的，他们更倾向于讨论人物对情节结构的功能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人物性格和品质的意义往往会被忽略。在一部叙事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行动与性格应该是同时存在并且相互影响的。在一些情况下，人物的性格往往会促成其行动，反之，人物的行动也可能会改变其性格。

《桃花扇》是一部古典戏剧作品，与诗歌、叙事文相比，戏剧更加关注故事的冲突与矛盾，重视结构的布局与安排。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家也十分重视戏剧的结构问题，清代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提出“结构第一”的原则，认为结构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5]18，即认为结构安排居于戏剧创作各步骤的首位。戏剧结构的安排当然也包括人物的布局，按“结构第一”的原则，剧作家在安排人物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其行动对情节发展的功能性作用。

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时格外注意人物的上下场安排，他的《桃花扇纲领》便是一个极具结构意义的人物表。在这张表中，孔尚任把剧中的人物分为五部：左、右部主要为参与侯李爱情悲剧的人物。其中，左部为与正生相关的人物，右部为与正旦相关的人物；奇、偶部则主要是处于政治风云中的人物；总部中的老赞礼与张道士二人皆为剧中局外之人，冷眼旁观，点出题旨。《桃花扇》的总体构思为借侯李的离合，写南明的兴亡。其中，侯方域与李香君这“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6]63也就是说，侯方域与李香君是贯穿全剧的主线。但纵观全剧，侯李两人自《辞院》出分别后，到《入道》出相聚，他们有近三十出处于分离状态，结构若安排不当，围绕生旦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很容易被割裂，互不关联。剧作者在布局之初自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根据情节的需要，设计了一系列次要人物让这两条线上的人、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以柳敬亭与苏昆生二人的设定最具代表性。

综上，从功能性人物观出发，根据古典戏剧“结构第一”的原则，可以说，柳敬亭与苏昆生二人在《桃花扇》中最初是作为功能性人物而设定的。因此，讨论这二人在剧中的功能性作用是十分有必要的。又因人物的功能性和性格不可能割裂存在，故在具体分析时，也要考虑到人物的性格及品质为其功能性的行动提供的合理性。

二、“天然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