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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叠铸式陶质钱范的发现与研究

堆栈陶瓷钱范是在倾斜分散货币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有资料表明,叠铸式陶质钱范最早出现在西汉早期,在汉半两盘形铜母范上可捕捉到早期叠铸陶范的信息。但叠铸范在西汉早期并不占主导地位,在新莽钱币铸造中叠铸范逐步得以普及,东汉五铢铸造中叠铸范已成为主流。1986年12月在陕西耀县有汉五铢叠铸陶范出土1。

东汉以后,我国东南部自孙氏吴政权起,东晋、宋、齐、梁、陈相继更迭,国都均置建康(今南京),由出土与发现的六朝钱范以及铸钱遗物显示,六朝凡官方铸钱大多采取叠铸工艺。六朝时期虽然政权数易,但是在对铸钱和制范工艺的探索和改进上有明显的延续性。在孙吴时期对钱币叠铸工艺进行过新的探索,刘宋时期得以优化,到萧梁时期这种高效的钱币叠铸工艺完全成熟,在铸钱中运用自如。六朝钱币叠铸工艺有所创新,六朝钱币叠铸式陶范在型腔与铸道的设置、范包层间的组合形式和外形、材质、厚度等方面都有所改革和突破,显示出此际的叠铸工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上世纪50年代以前出土与发现的六朝叠铸式陶质钱范并不多,比较有影响的似仅有“民国廿四年十二月间,南京通济门外,出土萧梁四出五铢合土范一坑”2。上世纪后期基本建设加快,六朝故地南京、镇江、杭州等地又有六朝钱范相继新出,其中有孙吴时期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范,刘宋时期的四铢范,萧梁时期的五铢、公式女钱范,还发现了当时铸钱留下的废品和铜铸芯,有的铜铸芯还留有尚未掰下的钱币。这些更加深了我们对六朝钱范的理解,从中体察六朝叠铸钱范的演进历程及其成功之处。

一、叠置陶范包的组合结构

2000年浙江杭州疏浚西湖工程中,于湖床发现了一批“大泉五百”陶范、铸芯、钱树和铸废的大泉五百钱3。笔者有机会见到了这批铸钱遗物。陶范有的是双面置有钱币型腔,有的仅单面置有钱币型腔,双面者多于单面者。范体所置型腔都是单枚的,双面者正背分别置钱面、钱背型腔各一枚,正背型腔上钱面、钱背位置完全对应重合(图1-1、1-2);单面者仅一面置有一枚钱面或钱背型腔,另一面平素(图1-3)。范体由陶土制成,经过焙烧,大多呈橘黄色,色有深浅,厚度0.72～0.81厘米,或因长年存于湖床,其残边部位均棱角退尽,显现圆润。西湖所出范体,未见到有带铸液孔和榫卯结构的。同出的一枝钱树,“通长93.58,杆芯宽7.26—10.79、厚5.08—8.04毫米,重79.5克;钱树有十余层,每一层两枚钱币对向排列,上五层钱文向下,以下各层钱文向上”(下简称西湖树)。从钱树上所留的十枚残缺钱币看,凡能见部分钱文的,均是“大”字向连着杆芯。还有残存铜铸芯若干,杆芯宽厚与同出钱树相仿,从杆芯所留分流残枝看,多数是分层对向排列(图2-1、2),见一杆为分层四向排列(图2-3)。

无独有偶,1991年浙江湖州桐乡亦发现大泉五百钱树一枝,长12.5毫米,连有未掰下的大泉五百钱九枚4,现为陈达农先生所藏(下简称湖州树)。笔者有幸见到此物,知其与西湖所出那枝既有类同之处,又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主要区别是湖州树上的钱币是同向单列而排的,钱树上所留残缺钱币除有“大”字向连着杆芯的,还有“泉”字向连着杆芯和“五”字向连着杆芯的,排列显得比较随意(图3)。

从两起“大泉五百”铸钱遗物可以窥视到孙吴时期钱币叠铸工艺的基本情况。从钱树上所留浇铸分支和茬口可知,陶范是平置的范片顺着纵向层层叠合的,铸口在顶部,外当有泥土裹包,组成适于叠铸的陶范包。叠置的陶范包中间所用的陶范为双面型腔,每层范片间连环配合,层层相扣组成层层完整的钱币型腔,陶范包最上层和最低层用的陶范是单面型腔,分别与邻层组成最上和最低的钱币型腔。这种范当是目前所见双面分置正背钱币型腔陶范最早的品种。

从叠置陶范包之组合结构考察,铸湖州树的范包钱范当是单边排列,且钱范上钱文所向是随意的,铸西湖树的范包钱范当是对向双边排列,钱范上的钱文所向是有序的。这从同出于西湖的“大泉五百”残钱也可得到证实,这批残钱所留的铸茬全在钱文“大”字一边。无疑湖州树的铸造工艺亚于西湖树的铸造工艺,铸西湖树时在工艺上有所进步,可以理解为铸湖州树在前,铸西湖树在后,此间这种新的叠铸工艺正在不断改进。

与西湖树同时同地发现的“大泉五百”陶范全是单枚型腔,说明铸钱用的陶范包就是用这种单枚陶范砌合的。由钱树结构知,起初若铸湖州树时的范包中每层仅用一块双面单枚型腔范片砌成,型腔的钱文所向是无序的。铸西湖树发展为范包每层两钱,范包中有可能是用这种双面单枚型腔范片每层二范对置砌合而成的,型腔的钱文所向已规范有序。由钱树上残留的泥块与同出的陶范泥质比较,知砌合范包所用的泥与制泥陶土一致的。由钱树杆芯剖面看,西湖树杆芯剖面呈方形,湖州树杆芯呈半圆形,而发现的钱范中并未见有带铸液孔的范体,那么浇铸道有可能是在砌合范包时另用相应模型塑成的。如果这样的推断成立,当是六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