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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代女性服饰特色看其社会地位的嬗变

在唐朝之前，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1年平定北方，恢复农业经济，之后又收复陈国，实现了南北统一，结束了近300年来中国的分裂局面，使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开始了新的辉煌。隋朝统一后，隋炀帝“盛官服以饰其奸”足以体现隋朝丝织业的发达。在唐朝的300年历史中，盛唐初期，武则天女皇和唐玄宗李隆基为当时美术和视觉文化的兴盛创造了极为优越的外部氛围。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到公元755年，全国的经济繁荣昌盛，各路交通畅达，工商业突飞猛进，促进了国内各大城市间的贸易沟通，极大地推进了唐朝服饰文化的发展。唐朝高度开放的文化得益于境外国际贸易遍及亚非欧几大洲的强盛国力。唐朝相对较大的社会宽容度也成了民族文化高度发展的标志，也为唐朝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唐代女性在当时独树一帜的服饰穿着造型、开拓的精神以及开放的思想，充分展示了唐代鲜明的民族性和强烈的时代色彩，从唐朝女性服饰的特色可以看出其社会地位的嬗变。

1女着男装：女性地位提升的主要标志

女着男装，从字面上理解即为女子仿效男子着装，是唐朝女子着装的显著特点之一。唐代女性身着男性服装的多种情景在《旧唐书·舆服志》一书中可以窥见一斑。女性着男子服装的穿着原本只是唐朝上层阶级的潮流，后影响至民众，普及至民间后受到女性的广泛喜爱。300年来，唐代男性的服装造型以下穿皮靴、身着圆领长袍、头戴幞头为显著特征，自上而下，从宫廷到民间都风靡此类穿着。渐渐地，男性的穿着意识渗透进了女性服装观念之中，女性也开始全身效仿，着男装策马奔腾的自由感也从侧面推动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部分解放了女性的思想[1]。从唐代著名敦煌壁画《飞天》、人物画家周昉的《挥扇仕女图》、侍女画家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图1）等画作中可明显看出唐代女性在着男装之后不仅形象更显俊秀美丽，而且倜傥潇洒的风度也别出心裁。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如此大规模女性穿着男性服装的潮流是罕有的。儒家传统规定“男女不通衣裳”，即男性与女性的服饰不应该被摆放在同一个衣柜中。女性一旦穿着男性服装则是违背了儒家的伦理纲常，成了不守妇道的体现。但在唐代天宝，即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742年1月——756年7月），女性着男装已经成为当时的潮流。这说明儒家封建传统礼教对女性的严格要求以及对女性叠加的社会枷锁在某种程度上被冲破，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了唐代女性对新鲜、稀奇的事物存在极大的认识欲和热情。唐代女性穿着男装表现自我，成为大唐社会当时一处璀璨无比的社会新风向[2]。

2胡服盛行：女性社会意识的体现

“胡服骑射”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通过对少数民族服饰优点进行吸收以达到增强自身国力为目的而提出的改革。自西汉始到隋唐，丝绸之路串起了中国各朝各代与邻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给久居中原的汉族人带来了沿线各国的不同文化与风俗。唐代开放的交流理念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除了对中华传统歌舞的传承和弘扬之外，西域的歌舞也在唐朝的领域之中扩散开来。此时，唐代的上层阶级以皇亲国戚为主，引领了整个社会包括服饰在内的各项审美潮流，纷纷效仿胡人，自上而下以胡人穿着、胡人妆容造型为尚。例如汉族服饰史上基本的服装形制之一——襦裙，就在胡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之下形成了襟袖窄小的结合特点。

北部地区的游牧部落与中原来往甚密，唐代的辉煌及自汉代以来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熙来攘往，对唐代的社会文化造成了极大的辐射影响。北方地区游牧民族与唐代交往颇多，他们为唐代带来了本民族浓烈的胡服色彩，使得唐代的女性服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即穿起了胡服，小袖袍、系腰带的设计方便了出行和参加各种娱乐活动。穿着胡服的唐代女性展现出一副强健勇悍的形象，浑身透出北方地区少数民族草原健儿浓厚的阳刚之美，更具别样风姿[3]。唐代前期女性的生活不受社会较多的约束，她们被允许可以和男子一样参加娱乐活动，所以有较多的自由。而正是这样的文化环境给了唐代女性更多的社会参与感，从而唤醒了唐朝女性的社会意识。

3裙装袒露：女性自我意识的表达

从历史遗存的图片上不难发现，唐代女性喜爱的着装风格为飘逸或者较为宽松并能体现其洒脱的服装，例如大袖衣或者半袖等[4]，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涌现了许多较为开放的服装样式，如袒胸式衣衫。根据唐代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来看，这种敞开式及袒露式服饰的出现，展现了唐代女性服装的开放性，在历代封建社会的着装形象中独树一帜。

在唐朝“以胖为美”的社会主流文化影响之下，女性日渐丰腴的人物形象使得唐朝女性上衣领口的敞开程度越来越大。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辐射作用，女性从中获得了自我意识表达的良好途径。裸露在外的肌肤面积也随之变大，而女性在自我形象上进行的美化，即为悦己者容，也是一种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表现[4-5]。

4结语

唐代女服在中国历代服饰中出类拔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