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部新声锦筵坐——唐代女性服装中的外来因素.docVIP

胡部新声锦筵坐——唐代女性服装中的外来因素

新衫一样殿头黄

如果一个只熟悉汉魏时期宽袍大袖、褒衣博带服饰的人忽然来到唐代，看到着幞头、窄袖圆领袍和靴子的唐代人，一定会觉得大开眼界，不胜新奇。这是因为唐代男装吸收了胡服的元素，将汉魏以来的旧式服装全盘改造。同样，唐代女装也摆脱了汉代袍服的影响，吸收了许多外来因素，形成了一整套新的样式。

唐代女子服装的基本构成是裙、衫、帔三件套，这种搭配从初唐延续到晚唐。牛僧孺在《玄怪录》中记载，唐玄宗时期，某崔姓士人远赴巴蜀担任县尉，不想到任不久便因病去世。时任剑南节度使的章仇兼琼看上了崔姓士人的遗孀，女子的舅父安排她逃跑时，送来的衣服便是青色的裙子、白衫子加一条绿帔。

《太平广记》中也收录了情节相似的故事，只不过故事的女主角变成了益州士曹柳某的妻子李氏。章仇兼琼垂涎李氏美色，便寻了个名头让李氏的丈夫出远门办事，又以自己妻子的名义邀请蜀中大小官员的妻子们吃饭，李氏自然也在受邀之列。宴会当天，李氏盛装出席，穿着用泥银装饰的黄罗裙、五晕罗衫子和单丝罗红地帔。

两个故事中，虽然服装的材质、颜色和工艺有所不同，但裙、衫、帔的基本搭配是一致的。这种搭配的外来因素体现在哪里呢？首先，从色彩上来看，唐代妇女喜欢的服装大多属于色彩鲜明的一类，如“开箱验取石榴裙”“血色罗裙翻酒污”等，颜色浓艳醒目，一改汉魏服饰的素雅、深沉。初唐、盛唐时还流行多色条纹裙。而通过新疆、甘肃等地出土的纺织品实物及壁画等可以看出，早在汉魏时期，西域的妇女已经普遍穿着多色条纹裙了。再看服装的具体形制，初唐、盛唐时期的女装时尚大多是窄袖衫搭配长裙，再披一条帔子。窄袖长至手腕，衣身也较为短小，仅至腰部。窄袖服装最初流行于宫廷和贵族妇女之中，后传至民间，不分官庶，竞相效仿，盛行一时。而窄小修身，正是胡服的一大特点。

章怀太子墓壁画·仕女图（局部）唐

从现存唐代图像资料来看，盛唐以后，女性的服装才逐渐向宽松阔大的方向转变。生活在中唐时期的诗人元稹就曾抱怨当时的女装尺寸过于宽大，在他看来十分怪异。唐文宗李昂在位时，试图扭转这一风气，曾下诏规定，女服袖子的宽度不得超过一尺五寸，人们对此规定颇多怨言，可见当时宽袖衣衫的流行程度。

现在的唐代古装剧中，妇女服饰大多仿照中唐时期袒胸大袖衫的样式，即袒露胸上部，着大袖、对襟、长裙，肩披帔帛，面料多为纱罗。袒胸的纱罗衣裙体现出唐代女子着装的大胆，这与当时开放的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

裙、衫之外的帔，又称帔子、帔帛，形似一条长围巾，与汉魏时期指代披肩或裙子的“帔”含义大不相同。目前所知较早的帔帛实物形象，见于青海出土的魏晋时期的画像砖上。稍晚一些，在莫高窟北凉第272窟的菩萨像上，也出现了帔帛。据学者推测，此两例帔帛的渊源或许都在中亚地区。而在同时期的中原女装中，还不见帔帛的踪影。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画作中的女性，虽然衣袂飘飘，但其装扮中并无帔帛。直至隋唐时期，帔帛才流行起来，其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可能性极大。

唐代的帔帛多用丝绸等轻软的材料制成，长度可达两米。从《捣练图》《簪花仕女图》及唐墓壁画中可以看出，帔帛的穿法多种多样。除了披在背上或搭于双臂等传统穿法外，还可以将帔帛中间披在肩头，两端垂于胸前，或将一端塞入裙腰，另一端绕肩随意披下等。看来，在为“潮流单品”创造多样穿法这一点上，从古到今的女性都是一样的。

谩裹常州透额罗

元稹《赠刘采春》一诗描绘了女伶刘采春的飒爽英姿。“新妆巧样画双蛾，谩裹常州透额罗。正面偷匀光滑笏，缓行轻踏破纹波。”裹幞头、执笏，这正是男装打扮。

在唐代，女着男装不仅仅是伶人的专利。初唐贞观年间，波斯、粟特、高昌等地的民众大量进入中原，带来了不同于汉文化的胡风。胡风对中原地区最直观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服饰上。从中亚、西亚地区的一些遗址，如片治肯特城址、撒马尔罕等地发现的壁画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粟特人的形象。他们身着长及膝盖的紧身窄袖长袍，腰间系带，下穿裤子、靴子，可以说正是唐代“女扮男装”的蓝本。女扮男装形象发现较多的地点，如长安、洛阳、敦煌、吐鲁番等，也正是粟特人聚居的地方。

因此，初唐时期身着胡服的异族人大量进入中国，这可能是男装，特别是男式胡服被唐代妇女当作时髦装束的原因之一。郑仁泰墓、越王李贞墓、李承乾墓等诸多唐代墓葬都出土了男装女俑，有的女俑还骑在高头大马之上，带着一只猞猁，准备出发去狩猎；在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金乡县主墓的出土壁画中，也有不少女扮男装的捧物侍女形象。《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有三名身着男装的侍从，对比唐墓壁画中的形象，考虑到虢国夫人近身侍从的身份，着男装者应当是女扮男装的女侍。在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壁画《都督夫人礼佛图》中，女主人的侍从中也有头戴皂罗幞头、身着圆领衫、腰部束带的男装女侍，反映了唐朝边地妇女的现实生活。

在唐高宗、武周时期，以男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