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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贤过失致人死亡案”模拟法庭实验报告

2016年3月24日，程振贤饮酒后驾驶无号牌电动车搭载醉酒的张龙上路行驶，与停放在路边的小货车发生碰撞。程振贤与张龙摔倒在地，随后，程振贤将张龙送至旅店房屋入住后离开。次日，旅店店主发现张龙异样后报警。张龙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经法医鉴定张龙符合钝性暴力作用头部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基于上述案情的基本概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程振贤的行为是定为交通肇事罪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罪。

首先，从交通肇事罪的刑法规定出发，根据《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得知，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过失，可以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即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应当预见，由于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或者虽然能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但值得注意是本罪的客体和客观方面，交通肇事罪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而客观方面则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客观方面中，首先需要满足在交通运输过程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这是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而这交通运输过程是有特定的时空条件的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交通肇事罪原则上只能发生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之内，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之外，如在某一些厂矿、学校、单位内部开车肇事的一般不以交通肇事罪处理。因为这些厂矿内部、学校内部或者机关大院里面，不属于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在这些地方的交通肇事一般依照《刑法》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135条重大劳动安全最、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等规定定罪处罚。其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还必须造成重大事故，导致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

那么根据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我们可以看出在本案中，程振贤是完全刑事行为能力人，符合一般主体的构成要件，但其无照无牌驾驶摩托车属于非法进行交通运输人员。第二，程振贤因在驾驶途中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前方停在路边的小货车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也符合疏忽大意的过失的主观方面。但在本案中，交通事故发生的地点却并非在道路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之内，因而是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客体和客观方面。尽管程振贤有致张龙死亡和货车尾部碰撞毁坏的后果，但事故发生在道路公共交通管理范围之外，便发生了交通肇事罪的转化。因为程振贤不是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也不是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所以其不适用转化的第134条、第135条规定，但因为程振贤有疏忽大意的过失造成张龙死亡的后果，所以以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给程振贤定罪。

同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一步分析可得知，程振贤搭载醉酒张龙时，张龙靠在被告人身上，身体自我保护意识较弱，所受伤害直接而严重，依据上述规定，在程振贤疏忽大意与路边货车相撞后，张龙摔倒在地，程振贤是负有法定救助义务，但因其疏忽大意没有预见相撞后张龙的损伤程度后而放任张龙独自一人在出租屋休息，这很显然是疏忽大意的过失造成张龙的死亡，因而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来定罪而不是以交通肇事罪定罪。

所以，在模拟法庭中，依据本案的事实情节，被告人程振贤在饮酒后无照驾驶无牌摩托车搭乘已醉酒的被害人张龙发生交通事故后，不及时救治，延误治疗，致使被害人张龙死亡，侵犯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33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控方须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辩方则应以“罪轻”为出发点，从被告人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来辩护。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我们小组缺乏全面的系统分析和把握细节，将本案的争议焦点放在被告人应不应当预见，有没有预见的可能性上，没有很好的逻辑分析交通肇事罪的和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转化问题，致使控方在控诉时不明白为什么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辩方则在“能不能预见”中逻辑推理认为这是一起意外事件，从而辩护被告人无罪。因此，对案件情节系统全面的掌握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不足是致使我们模拟法庭的水平较低的一大弊病。

第二，对法庭程序上的一些细节没有科学严谨的对待。例如，在模拟法庭的实战中，证人没有在庭外候审，到庭后没有退庭是程序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当然角色扮演的性别细节也是应该考虑，尽量使得角色可以通融。

第三，在模拟法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