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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秦印界格

王振波①

界格作为一种特有的印面划分形式消灭于印章之中并非始于秦代，但其在秦印阶段进展到一个顶峰，成为秦代印章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形式特征。

一、印章界格的由来

〔一〕秦之前玺印界格印式的分析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印章实物是那三方著名的“商代玺印”。〔图1-3〕。经过多年的真伪、时限、属性等方面的争论，已有相当多的争论者认定这是殷商时代的玺印了。于省吾、容庚诸家确认其为商代之物并进而试图破译其文。徐畅先生《商玺考证》在总结前贤之说的根底上，对上述三方铜玺作了更为深入的比照争论，力图破译三方铜玺的印文、考证其性质、具体时期及使用者的身份。李学勤先生在《中国玺印的起源》②中及《中国书法》③杂志中后两次证明这三方绝非伪作，并得出商代晚期已有玺印的结论。在战国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到“连尹之玺”〔图4〕、“东武城攻师鈢”〔图5〕等这样带有界格印式的印章，只是此时界格印式没有普遍成为当时印章的主要特征和主流印式。

〔二〕秦印选择界格印式的必定

界格这种特别印式本身所具有的文字审美特征、政治文化内涵、施用验证功能等多重属性，成为大秦帝国中心集权统治印证体系的首选。界格印式广泛施用于白文印章，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印章特征，并进展成为印章史上的一座顶峰，成为印章史上断代的标致性符号。

秦篆文字的形体特征是界格有无的内在动因

历代的文字形体与有用印章有着极其亲热的形态对应关系，文字的演化在某些方面影响和打算了古代有用印章的进展，影响了印面形式的变化。

①基金工程：本文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科学争论基金工程阶段性成果〔MY2023037〕。

作者简介：王振波(1977-)，男，汉族，北京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文秘系讲师，主要从事书法、篆刻教学及理论争论。

②《中国文物报》1992年7月6日登载，后收入《缀古集》第78－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③《中国书法》2023年第10期、12期

战国时期，秦国地处关西，当时较之其他几国经济文化进展较慢，其文字形体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周的正体文字。唐张怀瓘《书断》云：“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皆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说：“秦篆简直，如《峄山》、《琅琊台》等碑是也。”秦篆文字从“增损大篆”中来，其“简直”的古文字构形更趋符号化，更少商周古文字的图案化。符号化更便利从审美角度来演绎秦篆的轴对称和上紧下松的外部特征。在印文上表现为圆转流畅，凡纵向笔画皆向下伸展，垂感十足。尤其是“印”字末笔半行横折下曳，如战国时期秦国印章“工师之印”〔图6〕。秦篆文字在横竖相交的转折处，全部化方形为圆弧，使得粗细相等的线条动听流畅起来，产生流线型的“圆而通”的运动效果。

界格的消灭较为合理的解决了秦印文字中上密下疏和文字所占空间不一的疏密冲突。秦篆文字的圆肩动听与印章方整的边栏及界格的组合，使印面更具艺术化，方圆兼济，疏密互补，方与圆是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中格外重要的美学元素，界格与秦篆文字和谐地融为一体，形成了秦印特有的艺术特点。圆形的小篆字体和方正的界格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是符合美学特征的。

秦代政治、文化对印章标准化的要求是界格产生的外在动因

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仅稳固完善了政治制度与政权机构，出于政权统治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等一系列的专制政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印章作为官、私通行的凭信物均被直接纳入了统一标准治理。同文字一样，秦代印章制度已经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官、私印制度：确立了秦代制作印章的标准书体，印材质地及外形、大小有明显规定，并以此来区分官吏的大小与等级。在秦代印章有着极其森严的等级制度，秦以前，无论官、私印都称“玺”，秦统一六国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之为“玺”，臣民的印章只能称之为“印”。“秦代官印的形制比较标准，尺寸一般都在2.3厘米见方，白文，印面上有‘田’字界格，印文均为四字，承受小篆入印；秦官印中还有一种，其尺寸恰好是一般官印的一半，为2.4厘米×1.2厘米，亦是白文，印面有‘日’字界格，印文为两字〔不包括重文〕，俗称‘半通印’”。④秦印借用横纵穿插的界格形式使印面方正法规、刚毅有力，尽显秩序严整之美，充分表达

④《篆刻学》第90-91页，李刚田、马士达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23年8月

了秦王朝法纪严明，强大统一之风。“作为官印，它不仅是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取信的凭据，同时，甚至在其形制，文字的多寡等方面无不表达统治者的思想与意志，无不打上阶级和时代的烙印，全部这些又贯串于中国古代印章进展的始终，这也是中国古代官印进展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⑤可见，秦印选择界格有着很深厚的官方颜色。相对于官印，秦私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