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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蒙代尔三角”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内容提要本文从“蒙代尔三角”和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理论动身，分析了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状况下资本自由流淌与汇率稳定在肯定程度上同时并存的可能性，进而提出在一个类似于钟摆效应的区间内，一国当局可以在肯定的幅度内敏捷地依据实际经济状况来选择和调整它的汇率政策和对资本流淌状况的掌握；在此根底上，通过对波兰和局部东南亚国家阅历和教训的分析，本文提出人民币汇率制度必需在稳定中增加弹性的观点。

一、汇率理论的进展与“蒙代尔三角”的提出

多少年来，关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争论几乎贯穿了整个汇率理论的进展。1944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掀开了其次次世界大战后关于这两种汇率制度争论的序幕。

从“二元冲突”到“三元悖论”

其次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对固定汇率制提出异议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honFriedman)。他在1950年发表的《浮动汇率论》一文中指出，固定汇率制会传递通货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调整。接着，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在1951年写成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一书中也提出，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淌是冲突的。他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就必需实施资本管制，掌握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淌。该理论被称为米德“二元冲突”或“米德难题”。

相反，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在争论了20世纪50年月国际经济状况以后，提出了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观点。20世纪60年月，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J.MarcusFlemins)提出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Mundell-FlemingModel)对开放经济下的ISLM模型进展了分析，堪称固定汇率制下使用货币政策的经典分析。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流淌的状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转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淌状况下，整个调整构造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淌时根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淌状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转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淌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行能同时到达。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依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TheEternalTriansle)，从而清楚地展现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在这个三角形中，A表示选择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淌，B表示选择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淌，C表示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固定汇率。这三个目标之间不行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克鲁格曼的汇率目标区理论——具有敏捷性的中间汇率制度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种“无制度”状态，全球进入了以浮动汇率为主的混合体制时期，汇率的频繁波动使世界经济和贸易面临了很大困难。在这种状况下，1976年荷兰财政大臣杜森伯里(Duisenbery)提出了建立欧洲共同体6国货币汇价变动的目标区打算。1985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和伯格斯坦〔Bergsten)共同提出了具体的汇率目标区设想及行动打算。1987年2月6国财长在巴黎会议上达成的《卢浮宫协议》明确规定了美元兑主要货币汇价的干预目标范围。80年月末90年月初，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群经济学家们经过系统争论后，指出汇率在目标区内变动具有蜜月效应〔honeymooneffect)和平滑移动条件(smooth-Dastingconditions)等两个特征。之后，克鲁格曼和斯文森(Svensson)等又进一步扩展了汇率目标区模型。虽然说汇率目标区理论的目的是为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之间供给一个舒适的“折衷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运行方式更像固定汇率，而不是浮动汇率。它的奉献在于为肯定时期内汇率的波动幅度设立了一个目标范围，并且依据汇率变动的状况调整货币政策，防止汇率波动超过此目标区。汇率目标区既在肯定程度上享有浮动汇率制的的敏捷性，又不像严格的固定汇率制需要国家履行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目标区本身还可以随着一国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因此，它对于解决一国货币当局的“三难选择”具有肯定的现实意义。

钟摆效应一一对“蒙代尔三角”的重思考

依据“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淌与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不行能同时到达。然而，汇率目标区理论的提出为这一难题的解决供给了一种可能性，即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状况下资本自由流淌与汇率稳定在肯定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