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从发展角度看“温州模式”.docx

董辅礽：苏南模式的终结者

——从发展角度看“温州模式”（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前后，在我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之争。这是关于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现代化选择怎样的模式之争。争论异常激烈，甚至上升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

这两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

“温州模式”是在农村发展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苏南模式”则是在农村发展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非农产业。

“温州模式”的非农产业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农民办企业，经营企业，承

担风险。“苏南模式”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乡镇政府。在“苏南模式”中乡镇政府是企业的投资者（在人民公社瓦解前，“政社合一”，非农产业的投资者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乡镇政府管着企业。

在“温州模式”中，不仅企业的生产以外部的市场为导向，而且在当地企业之间通过市场建立了紧密的分工和协作，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者是市场，也就是说，“温州模式”下的企业是在市场的指挥棒的指挥下运行的。在“苏南模式”中，企业的生产起初（在作为“社队企业”的阶段）主要是为满足公社社队内部的需要而进行的，以后才转向以外部的市场为导向，但在当地，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者仍然是政府（例如，在苏州，由于在乡镇企业劳动的农民的收入比从事农业者高，为使收入的分配更平均，政府曾决定各农户到非农产业就业的人数）。

在“温州模式中”中，政府的职能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硬软环境）和引导企业按市场规则运作（如注意提高产品质量，打击“假冒伪劣”等）。而在“苏南模式”中，政府与企业难以分开，在一些乡镇，干部更兼企业的领导人，企业缺乏自主经营权。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苏南模式”备受推崇，以至在产生“温州模式”的浙江省的北部，推行的也是“苏南模式”的道路，而“温州模式”则备受排斥、压制和打击。虽然，两种模式各有长处和短处，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温州模式”日益显现出比“苏南模式”更具活力，更能吸引广大群众的参与，更具竞争力，更符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而“苏南模式”则日呈颓势。这是必然的。早在１９８６年我就指出：“苏南模式中的农村非农产业发生了国营企业管理中的一些弊端，例如，企业缺少经营的自主权，企业对盈亏的不够关心等等。同时，在有些农村，乡镇政府往往向企业进行各种摊派（例如要企业出钱办学校、修道路等等），使企业不胜重负。有些乡村干部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力，把乡镇企业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挥霍企业的钱请客吃饭，为自己谋私利（例如，给自己盖私宅等）。所以，乡镇公有制企业的管理体制需要改革。”在实行“温州模式”的地方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苏南模式”却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竞

争环境，众多乡镇企业陷入了困境，亏损企业大量增加。例如，在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苏州亏损的乡镇企业比１９９５年同期增长３１％。在此情况下，实行“苏南模式”的地方先后实行了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大部分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变为非公有制企业，同时，鼓励（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限制或禁止）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也就是说，向“温州模式”转变。另外一些企业则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在“温州模式”中也有一部分企业改制为这类公司）。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我到苏南和浙北一些地区了解到，那里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改制进行得相当快，不少地方改制已经基本完成，非公有制企业已占最重要的部分，与温州相差不多。但是，也有些地方在改制中，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制度改革得不彻底，保留了“集体股”、“共享股”之类产权不明晰的股份，它们甚至占控股地位，同时还建立了一批“非驴非马”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产生了许多问题，那里正面临“二次改制”。例如，在苏州、常州都提出了“二次改制”的问题，包括改掉“股份合作制企业”。笔者从温州开始办“股份合作制企业”之初就不断批评这种不伦不类的企业制度，还写过一些专门的文章。在温州，那些带着“股份合作制”红帽子的合伙企业大多早已摘掉了红帽子。实践表明，“苏南模式”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模式”已经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相反，“温州模式”则成为各地学习的模式，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

董辅礽：市场经济创造活力

——从发展角度看“温州模式”（二）

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和曲折的过程，“温州模式”终于被全国上下所认同，成为各地发展民营经济的学习对象，在各地移植和推广。“温州模式”对转变人们的观念，对促进全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温州模式”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发展的，是需要继承和提高的，因此，各地在学习、参考、移植“温州模式”以发展民营经济时，也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温州模式”。

先说说“温州模式”为什么会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