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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发展历程

一

1950－1970年代的当代文学，作为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尝试，面临着一个悲剧性的历史

处境，这从一开始似乎就决定了它的伟大成就与失败的结局。在一个远未现代化的社会要建

立更现代的社会主义，这是俄国与中国所面临的同样的难题，这甚至也决定了列宁与毛泽东

会分享某些共同的焦虑，会具有共同的葛兰西式的对文化的重视。但是，现实并没有为新社

会准备新的文化基础。历史不但未给新的文化准备条件，相反，新的社会还急需一种新文化

来提供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落后的现代国家的最广泛的组织与动员。这使社会主义新

文化具有了某种超历史的性质，从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多舛命运与悲壮的结局。但是这

与其说证明了新文化的本质缺陷，还不如说证明了这场文化革命的艰巨性。新文化与新文学

的这种悲剧结局，一方面和它缺乏基础性的文化条件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如下的新中国的

状况联系密切:在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包围的艰难局面下追求现代化，自我殖民所造成的结

构性的内部矛盾，以及先锋政党向社会管理者或一般性的社会精英集团的蜕变所造成的社会

垄断———这种不断积累与演化的新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魅

力，从而给建立新文化造成了潜在的障碍，并为旧文化的延续与复辟提供了民间的土壤。正

因为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条件的欠缺，反倒刺激了建立新文化的急切与激进态度，

也导致了试图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描绘新文化图景的不得已的乐观主义。在当代文学试图超越

现代文学的急切之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旧文化的压力下表现出的偏执化，和对旧文化过于强

烈的排斥态度，如不断强化的对革命的精神性纯度的强调，对具体历史处境中的人的众多社

会性因素的驱逐，和对现实与历史更多丰富性与复杂性的狭隘化处理，从而使文学的理想性

过于强烈地压倒了现实性。

事实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成功的当代文学作品，如《青春之歌》、《红旗谱》、《小城

春秋》、《三家巷》，包括更为通俗的《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等，恰恰是

大量挪用了旧文学的资源，有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与旧文学相妥协的产物。当然，随

着“当代文学”逻辑的建立与展开，这种方向越来越受到压制。应该说，在处理与旧文学的关

系上，尚没有获得一种更具战略高度的认识，比如，哪些因素是“当代文学”的核心价值?哪

些因素是策略性的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如何能够取得一种更有弹性、更具包容性的表达?

如何容忍以及转化其异质内容?当代文学另一个深刻的危机在于，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强

烈认同，把正在展开的现实秩序认可为理想秩序的现实展开，从而丧失了对新秩序的批判性

的审视，丧失了对现实复杂性与内在危机的敏感体察与文学想象力。可以说，1950－1970

年代的文学的乐观的理想主义恰恰是以它丧失深刻的超越现实的另一种乌托邦精神为代价

的———马尔库塞意义上的乌托邦精神。当然，这种批判性的态度决不是指从旧文化或资产

阶级文化的方向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相反，那意味着是一种更深刻的对理想的社会主

义的认同，它是对现实偏离理想的美学的质疑与道义的纠正。因而它不表现为“写人性”或“写

真实”式的批判。但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乌托邦气质逐渐被驯服了，其中既有文学体制的原

因，也有作家主体的思想上的原因。当代作家，作为列宁意义上被组织化的文学工作者———

这和各种改造与运动不无关系，似乎已习惯于与党组织甚或其人格化的代表保持思想上的一

致，哪怕它们已经不具有抽象的党的政治正确性。如“四人帮”组织的某些带有帮派文艺色彩

的创作，也不能一概认为其创作者态度不真诚。这就使文学丧失了原本应有的公共性质。部

分地和建立文化领导权的急切情绪相关，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了更为“理性化”的现代化的管理

文化的模式。而且，基于对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焦虑意识与危机感，1950－1970年代，

形成了运用体制力量甚至政治暴力介入公共讨论的传统。

当然，在特定的情境下，自由讨论有可能使旧文化(主要指更为成熟的资产阶级文化)再度获

得优势，从而进一步威胁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但这种过于酷烈的、一度常态化的批判体制

却在事实上损害了新文化的合法性，也取消了新文化在与旧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竞争中获得

成长的机会，以使它最终获得历史的胜利。事实上，对《武训传》、俞平伯(胡适)、胡风的

批判在总体上完全具有历史正当性，但这种批判的方式却为后来新文化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值得指出的是，恰恰是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率先对当代文学管理体制提出了尖锐

的批评，这也构成了三十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