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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从消费经济理论发展历史源流看居民消费率的提升策略

一、消费经济理论发展历史源流

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消费经济始终作为该学科的基础理论单元而备受学者重视。1776年，批判总结近代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国富论》出版问世，作者亚当·斯密认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目的和终点，消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方式”、“消费决定个人的效用水平，因而与社会福祉紧密关联”。在亚当·斯密之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过社会观测而主观判定“消费多少取决于实际收入，消费随收入增长而增长，收入增加量高于消费增加量”，这一表述被称为消费基本心理法则，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石。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过解构美国19世纪的国民消费和收入数据，发现长期消费和收入的比重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边际消费递减趋势只存在于短期状况下。1926年，从反思凯恩斯消费经济理论出发，美国经济学家费雪认为消费取决于人一生各期的收入和利率水平，消费的贴现值等于收入的贴现值，消费者究竟选择“寅吃卯粮”还是“量入为出”取决于其不同时期的消费偏好;1949年，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消费是当期收入、消费习惯、周围人消费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函数”、“消费习惯带来的消费惯性被称为‘棘轮效应’”、“效仿周围人消费水平的行为称为‘示范效应’”。

经济学家莫迪格里亚尼从费雪的跨期消费选择理论中得到灵感，提出“人倾向将一生的收入高峰和低谷进行转移以平滑消费”，这就是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继续补充“可以持续到未来的收入能够增加消费、暂时性收入为消费者提供储蓄和借贷便利”的“永久收入假说”;罗伯特·霍尔认为在“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能够成立的条件下，消费时间序列是随机游走的，因为理性预期会使消费者不断修正消费水平，只有意外事件才会导致消费大起大落，而意外事件是随机的。然而，随后的一系列实证检验证实，消费的随机波动性远小于现实的收入变动影响，更符合实际的消费模型有待建立。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为代表的新消费经济理论逐渐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同。预防性储蓄理论指出“消费者倾向于在不确定情况下谨慎消费，以额外储蓄来应对不确定情况的发生”、“效用函数对消费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流动性约束理论是指消费者由于收入较低而不能或很难通过金融手段来获取消费能力的现象，消费者的消费数量不仅是其收入的函数，同时也是其现有资产规模的函数，资产规模越小，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就越大，通过借贷和提取金融资产来补充消费能力缺失的难度就越大。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由于和现实消费行为契合较强，具有普遍的政策实践研究价值。

二、中国社会消费率变化趋势

从宏观层面考察一国经济的实际消费状况，可选的较为适宜的指标是“最终消费率”，即一国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终消费率还可以区分为居民和政府最终消费率。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4年全社会的最终消费率变动情况。整体而言，我国社会最终消费率在近三十年呈现出整体下降的发展态势，而将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区分来看，近三十年政府消费率始终保持在15%左右，波幅相对稳定;居民消费率则连年走弱，从1978年接近50%到2014年不足40%，消费体现出的“国进民退”现象十分突出，居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是我国全社会消费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1978-2014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1992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开始超越农村居民消费率，至2014年，城镇居民消费率29.40%，农村居民消费率8.52%，城乡间巨大的消费水平差异决定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整体走低，即广大农村地区消费水平的连年疲软导致我国社会居民消费率的整体低下，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有区分的经济发展政策在消费传导上已经显示出了不利的一面，城乡经济总量问题得到缓解的同时，结构性问题却日益突出，全社会对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差异的政策关注较为迫切。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理空间划分来看，最终消费率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同样显示出不均衡状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最终消费率从1998年至今始终徘徊在45%左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最终消费率则分别从1998年的57%、64%回落至47%、52%，降幅均超过10%。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程度实现了同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既定国策在这些地区持续酝酿福利;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西部大开发”经济政策存在的局限和低效，同时“中部崛起”战略政策也具有国土空间经济发展差异日渐扩大的无奈性质。

量，还应关注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