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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中国家庭规模小型化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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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中国家庭规模小型化的相关分析

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首个《中国家庭发展报告》,对我国家庭近年来变迁的特点和趋势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其中就提到我国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家庭规模的小型化趋势。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50年代起至今中国家庭户平均人数由5.2降至3.01,降幅之剧烈实属罕见。尽管现代化研究的学者们已然将家庭规模小型化视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一,然而有鉴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对该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我认为是有意义的。

一、概述

新中国成立之前,尽管国家层面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型在部分大城市逐步展开,但从根本上讲,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农业国,这种转型尚未波及广大的农村地区。因此,民国时期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依然沿袭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家庭结构较为复杂,家庭规模庞大。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推行的一系列土地政策强行改变了以往农村的政治格局,传统的家庭模式就此打破,众多联合、直系家庭迅速解体,至此上世纪50年代我国家庭规模呈现断崖式下降。然而,建国初期人口的高增长再一次推高了我国的家庭规模,并于上世纪70年代达到峰值。上世纪70、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推行,此后我国家庭规模再次下降。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城镇化进程全面推进,特殊的人口年龄结构加速了核式家庭的裂变,新形势下中国家庭规模越来越趋于小型化。往后,全球性的文化交流、经济形势、人口增速等不确定因素势必会给未来中国家庭模式的变迁带来新变数。

二、中国传统家庭的背景介绍

自秦朝统一六国以来,平凡的朝代更迭并没有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造成实质影响,农耕文明一直得以延续。人们依山而建、择水而居,大大小小的村落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可开垦的田地上。大多数居民一生守护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除了碰上天灾、战争、瘟疫等不可抗因素,通常不会选择大规模的迁移。与此同时,受制于活动半径的影响,一般村落的人口规模都不会太大,少则两三户,多则几百上千户,也正因为人口、地域的制约,村落之间相对隔绝,同村居民彼此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邻里们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加之错综复杂姻亲关系使得他们彼此之间都知根知底。逢年过节相互拜会,平日里相互寒暄,小恩小惠、互通有无,使得各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这也就促成了村落生活的和谐、稳定。

总之,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中国尽管备受推崇,却并非主流家庭模式,有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从西汉元始二年(2年)到秦朝宣统三年(1911年)的1900年间,比较可信的家庭人口平均数达71个,这71个数据的平均值为4.95人。可见,中国古代家庭的户均人口在4~7人之间,尤其是5~6人之间①”,因此,家庭规模的局限可以反推出中国古代家庭结构以核式家庭、主干家庭居多。

三、民国时期家庭规模的变迁

据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的一份家庭抽样调查显示,山东宁海地区197个农民户家庭中核心家庭达到70户,占比35.53%,主干家庭58户,占比29.44%,联合家庭65户,占比32.99%。而上世纪40年代的一次家庭抽调显示,山东恩地区的128个农户家庭中核心家庭户42户,占比32.8%,主干家庭62户,占比48.4%,联合家庭11户,占比10.1%。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推断,在这80年间山东地区农村家庭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联合家庭数目大幅下降,而主干家庭的比例明显攀升。联合家庭占比的减少间接说明了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减,因为,相较于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的成员构成上更为复杂、家庭户均人数更多。尽管调查范围仅限于山东地区,但至少某种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形。

相较于农村地区,城市里的调查工作更有利于开展,调查选取面也更为宽广。据当时的数据显示,1912年前后城市核心家庭占比16.9%,主干家庭占比58.5%,联合家庭占比5.7%;1922年前后城市核心家庭占比27.6%,主干家庭61.9%,联合家庭7.9%;1936年前后城市核心家庭57.9%,主干家庭35.2%,联合家庭1.9%;1949年城市核心家庭76.8%,主干家庭19.2%,联合家庭2.0%。基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断定民国时期城市家庭核式化、小型化的趋势极为明显。

四、建国初家庭规模的变迁分析

大清帝国统治中期,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扩张,1764年至1834年的70年时间里,中国人口总量从2.1亿飙升至4亿,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土地资源开始变得稀缺,然而这样的增长势头此后并未停滞,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实际人口已达到了5亿左右。在人多地少的格局之下传统农耕模式开始畸形发展,少数有权势的乡绅土豪家族占据大量田地,少地、无地的贫雇农占比大幅度攀升。“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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