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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时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经济政策表述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20XX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次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动力新供给扩大内需。11月18日，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再提供给侧改革。高层9天三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此密集，实属罕见。而在早前公布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有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表述。20XX年双十一，国内消费市场需求乏力，进口产品却异军突起。报某大型外资超市在天猫共售出万升进口牛奶，约占国内鲜奶市场份额的10%。与此同时，日本的马桶盖、法国的化妆品和美国的iPhone手机成为国内抢手货。海淘和消费外流现象背后并不是简单的崇洋媚外，它反映出逐渐富裕起来的国民对消费质量的重视，更折射出长期以来我国供需错位的结构性矛盾，凸显政府的越位和缺位。

供给侧改革的学术渊源可追溯到19世纪初的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供给能够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出现任何生产过剩危机。面对大萧条，古典经济学陷入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危机。凯恩斯批判了萨伊定律关于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的古典思想，认为那只存在于以物易物的实物经济中，并针对性提出需求能自动创造供给的命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现代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并在战后西方各国实践中获得极大成功。但20世纪70年代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滞胀泥潭，以拉弗为首的供给学派主张回到萨伊、重视供给，纷纷加入到声讨凯恩斯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的队伍中。受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思潮影响，美、英两国分别采取以结构性减税和国企改革为核心的供给侧管理政策，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茨(1987)利用相对价格理论，考察税率在不同经济部门的激励作用。但总体来看，供给学派注重问题导向，对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很难融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中。

国内学者中，杨沫等(1983)最早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重要性。张晋生(1999)呼吁应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供给管理是必须的。刘伟等(20XX)对比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作用对象、作用方式和作用效果的差异。苏剑(20XX)批评了认为供给管理政策只能用于长期调控的错误观点，认为调节生产者的激励是短期供给管理的核心。贾康(20XX)认为，以总量调控为核心的需求管理政策难以包打天下，在三农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保护等领域宜使用结构性政策。滕泰(20XX)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政策主张。伴随着高层对供给侧的关注，对其研究如雨后春笋。郝君富等(20XX)建立微观模型，研究税收如何通过相对价格来改变劳动者和的激励，在理论上证明拉弗曲线的存在。李停(20XX)认为，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经济再平衡。胡鞍钢等(20XX)提出要立足五大政策支柱，做好加减乘除混合运算，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之路。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眼下有各种解读。20XX年1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专栏，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思路和重点任务。作为全新表述，专栏阐明了决策层对未来宏观调控政策思路的新认知，也指明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虽然目前政界和学界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思路和重点任务已经形成共识，但这些仍是粗线条的。对于政策实施者而言，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实现供给侧改革更富有现实意义。本文旨在厘清供给管理的理论内在逻辑，并对照中国经济现状，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路径。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在逻辑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苏剑(20XX)认为，供给管理政策是那些使总供给曲线发生移动，并且能够由政府控制的因素。陈世清(20XX)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日报》从国情出发，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解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能力，从增加要素数量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供给端推进经济战略性调整，最终能够使总供给曲线右移、潜在增长率发生改变的政府可控因素。

2.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区别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两大基本工具，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有显著的区别。首先是作用对象不同。需求管理直接作用的是消费者，包括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前者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