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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哈耶克

当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时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依据某些常见的假设，答案特别简单。即，假设我们具有一切有关的信息；假设我们能从一个的偏好体系动身；假设我们驾驭现有方式的全部知识，所剩下的就纯粹是一个逻辑问题了。换言之，什么是现有方式的最好利用这一向题的答案，已隐含在上述假设中了。

解决这个最优化问题所必需满足的条件已全部列出，它们能用数学形式得到最好的说明。最简单地说，这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两个要素间的边际替换率在全部不同的用途中必需一样。

然而，这根本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且我们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所开展起来的经济运算，也并末为它供应答案，尽管这种经济运算是朝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方向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其缘由是，经济运算所依靠的“数据〞从未为了整个社会而“给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而且也绝不可能像这样来给予。

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性质，是因为我们所必需利用的关于各种详细状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冲突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驾驭。

这样，假如“给予〞在此指给予一个能有意识地解决这些“数据〞所构成的问题的单一头脑，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只是如何安排所“给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如何利用并非整体地给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

上述根本问题的这一特点，唯恐非但没有为经济理论中的很多新方法——尤其是很多利用数学的新方法——所澄清，它反而被搞混了。虽然我在本文中主要想阐述合理的经济体制问题，但在阐述时我将屡次涉及它及某些方法论问题的亲密联系。我想说明的很多论点，其余是各不一样的推理途径不期而遇地聚集所得出的结论，但就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这决不是偶然的。

我认为，目前很多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辩，都源于对社会问题的本质的误会，而这种误会又源于我们把处埋自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转用于社会现象。

二

在一般语言中，我们把关于安排现有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决策的综合称作“方案〞。在此意义上，全部的经济活动都是方案，在任何很多人共处的社会中，这种方案不管由谁制订，都必需在确定程度上依据起初是方案者以外的其他人所知，然后又以某种方式传递给方案者的那种知识。人们赖以制订方案的知识传递给他们的各种途径，对任何说明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利用起先分散在全体人民中的知识的最好途径，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设计一个高效的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的答案及此处所提出的另一个问题——谁来制订方案——的答案亲密相关，而这正是全部关于“经济方案〞的争辩所围绕的中心。〞存有争议的并不是要不要方案，而是应当怎样制订方案：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地制订？还是由很多个人分散地制订？在当前的争辩中所运用的特定意义上的方案一词，毫无例外地指中央方案，即依据一个统一的方案管理整个经济体系。而竞争则指由很多单独的个人所制订的分散的方案。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代表有组织的工业的方案，这种方案很多人谈及但一旦看到便很少有人喜爱，它就是垄断。

在这三种制度中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知识的充分利用又取决于我们怎样做才更有可能取得胜利；是将全部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很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须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便他们的方案能及别人的方案相吻合？

三

在这一点上，不同种类的知识，其他位明显是不同的。所以一答复我们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同种类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是那些更可能为特定个人所支配的知识重要呢？还是那些我们认为更会被经适当选择的专家所组成的权威机构所驾驭的知识重要？

假如当前人们广泛地认为后者更为重要，那只是因为一种叫科学知识的知识在公众的想象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我们几乎忘了这种知识并非绝无仅有。或许可以成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适当选择的专家或许最能驾驭现在全部最好的知识。尽管这样做只不过是把困难转嫁到了选择专家这一问题。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假定这个问题能很简单地解决，它也只是这个范围更广的问题中的一小局部。

今日，谁要是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概括，简直就是异端邪说。但是稍加思索就会知道，当然还存在很多特别重要但未组织起来的知识，即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们在一般意义上甚至不可能称为科学的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事实上都对全部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驾驭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做出，或由他主动参及做出，这种信息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