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语文论文祝福：“多余人”痛苦内省的矛盾呈现.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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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多余人”苦痛内省的冲突呈现

在我有限的视野中，中学老师对鲁迅小说《祝愿》的解读，始终没有出现较为簇新的观点和视角。在学习这篇课文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祥林嫂的悲剧作为重点来处理，从今动身，得到一个封建礼教杀人的结论。于是鲁四老爷是封建礼教的代表，祥林嫂是底层人民的代表，而“我”则是一个怜悯下层人民而又懦弱无为的小学问分子形象。这诚然不能说错，不过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把人物过多的脸谱化了。脸谱化带来的问题很大，它是反语文的，抹杀了语文的丰富性，消解了作品的深度，也肯定程度上造成了语文课堂的僵硬。

在处理《祝愿》这篇小说时，首先必需要搞清晰的，便是小说丰富的、多层次的意义内涵。作为一个自足的文本，《祝愿》存在多种解读可能。如何找到一把钥匙，使得小说的多层次性、丰富性呈现出来，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工作。这之后，才能考虑如何在课堂活动的组织中，与学生形成动态的互动，达成一个临时性共识。

在小说众多的冲突冲突和悲剧性的生存状态之中，原委何者是更为根本性的？从我对鲁迅小说的阅读体验来看，我认为，在解读过程中，不妨将视角放到叙事人“我”的身上。解决了“我”的问题，也便解决了这个小说的全部悲剧的更深一层的内涵。也即是说，除了祥林嫂被羞辱被损害的悲剧命运之外，还有属于鲁迅自身的更为独特而深广的悲剧内涵。而这后一点，在以往的教学处理中，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抹去了。

鲁迅的探讨者汪晖认为，鲁迅的全部小说，都是一种主体精神历史的客观呈现。汪晖将鲁迅的小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双重第一人称独白的论证性呈现；其次种是第一人称非独白性叙述；第三类是第一人称非虚构小说。汪晖将《祝愿》作为其次类，即第一人称非独白性叙述的小说。也即是说，鲁迅在小说中，借助于第一人称，将客观存在的世界纳入了自身的精神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思索其意义。《祝愿》中的“我”便是这样一个具有困难的心灵和内省实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表面上看来，“我”是在叙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悲剧故事，其实，这个“我”从头至尾浸透着“有罪”之感。鲁迅把祥林嫂的悲剧纳入了与叙述人同时并存的有罪无罪的心理结构，非“我”的、客观的、他者的悲剧成为叙述者极力摆脱而又无法摆脱的精神负担。正如钱理群先生指出，在《祝愿》中，“我”与祥林嫂的闻名对话，祥林嫂扮演的是一个精神审判者的角色，祥林嫂几个追问，逼得“我”无地自容。这里探讨的是学问分子在下层人民悲剧里担当什么责任的问题，所以鲁迅写农夫，是带着罪感、责任感去写。

正因为如此，小说故事的叙述过程，成为叙述者力图摆脱内心压力与道德责任的潜意识的活动过程，这从小说中传神入微的心理活动描写可以看出。事实上，正是这种剧烈的“摆脱”意识证明白叙事人与悲剧的必定的精神联系。

汪晖指出，小说以第一人称试图摆脱内心压力的方式叙述故事，这一叙事模式本身便意味着对自我的追问和内省的要求。当“我”以一种生疏化的眼光端详曾经熟识的乡村的时候，当“我”告辞了“家乡”，并在内心里对之产生了疏离感的时候，“我”果真与“家乡”所代表的文化秩序毫无关系了吗？“我”对家乡的悲剧应负怎样的道德的和历史的责任？所以，不是祥林嫂的悲剧，而是这一悲剧与叙述者的独特眼光和困难心态的结合，才构成了《祝愿》的基本思索，才使得它在众多的相像题材的现代小说中显得卓尔不群。

因此，小说描写祥林嫂的悲剧，也正是在描写作为学问分子的“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担负道德和历史责任的苦痛悲剧。基于此，我以为，可以进一步借鉴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这个词语来描述鲁迅小说中的“我”——一个在旧历新年回老家，却感到格格不入的人，来加深对“我”这一角色的理解。

“多余人”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中。赫尔岑在描述18世纪的法国时，讲到了一种“怪异的人”：他们在本国是外国人，在别国也是外国人，他们是懒散的旁观者，在俄国人看来他们是让西方的偏见败坏了，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又是让俄国的习惯毁了，他们是一种聪慧的“多余人”。

在俄罗斯文学里面，最为闻名的“多余人”唯恐是叶甫根尼·奥涅金、毕巧林和罗亭了。他们属于贵族学问分子的一种典型。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化。他们虽有高尚的志向，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他们无法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中找寻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在苦痛的徘徊中发觉自身地位的尴尬。

这些对“多余人”的描述跟《祝愿》中的“我”多么相像？“我”是一个受过新式教化的学问分子，这使得他跟鲁四老爷终究话不投机。他深刻的怜悯祥林嫂，但是终究在祥林嫂的深刻逼问下狼狈逃跑。他企图摆脱这一切沉重的哀痛，但是终究因为一念系之而不得解脱。

正如汪晖所说，鲁迅对世界与人的理解到达了异样敏锐的地步：一切原本显得简洁明白的东西在他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