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学史 本科精品课件.ppt

“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纲目体把叙史与论史结合起来根据时间连续性反映历史演进，彰显天理决定一切的道理，体现“会归一理之纯粹”，能够“垂懿范于将来”。朱熹的理学成为凝聚《资治通鉴纲目》全书的灵魂，理学指导其史学而史学又体现其理学。宋代史学方志体宋代地方经济的发展，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各地学者注意社会盛衰，修撰方志成为风气，体例上走向完备。方志作为亦地亦史的著作，记载自然概貌、地理沿革、民情风俗、社会生活、人物艺文、物产方物等，对于总结古今兴替之道极为有用，因而适应统治者深察天理、敦睦教化、鉴识典章、资于治道的需要。宋代修撰方志成为风气，修成600余种。宋代史学研究方法:纵贯古今与综观时代的紧密结合1.贯通古今历史，撰著各类通史，考察盛衰兴亡，把握历史大势;2.搜集各类史料，探究彼此联系，综合考察问题，从中得出结论。宋儒的会通精神会通指贯通上下古今，深究天人之际，考察盛衰治乱，探讨历史演变，即综览天下而融为一体，探讨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变化，为治国兴邦提供历史的借鉴。会通既包括材料的搜集与综合，更强调思想的融合与通贯，不仅是一种治史方法，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成为中国古代学者治学的优良传统。理学探究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形上本体，视天理为万物的本源与主宰，治学是为了“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既然宇宙万物都是一理，理一分殊，那么贯通天地万物与古今沿革，即能揭示出历史盛衰的轨迹，洞察凝聚其中的天理的意蕴，从中把握治乱兴亡之道。理学开阔了宋代学者的视野，深化了他们的史学思想，提高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宋代学者强调贯通古今与撰著通史，重视材料的博综与领域的通贯，注意将纵贯与横通紧密结合起来，其会通的方法在前人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层次。各类通史相继出现:如邵雍有《皇极经世》，司马光著《资治通鉴》，郑樵撰《通志》，袁枢改《资治通鉴》而成《通鉴纪事本末》，朱熹定《资治通鉴纲目》，马端临编《文献通考》等邵雍称:“夫古今者，在天地间犹旦暮也;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以今观古，则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宋代史学宋代义理史学以阐扬义理为宗旨，根据这一理念，史家对传世史料重新加以甄别、取舍、组合和诠释。作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儒家义理支配了上述过程，构成了史家撰述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重建和诠释，史家期望昭示义理，进而达到垂法示训的目的。“其有能不悖于理者，可不采拾乎?其有显然谬妄、背义而伤道者，可不剪削乎”“今记文王葬朽骨……夫施于人而望其报者，情之常也。朽骨而无主，则无为望其报。于此见文王心无一毫在于利也。心无一毫在于利，真天下之君也。此所以记之也。有载武王遇暍者于道，负置荫樾之下，左拥而右扇之者。夫武王，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之君也，岂陵迟无政姑息如此哉!乃道路妄庸人之言尔，是类则削。”宋代史学以义理甄别史料刘恕曾在《资治通鉴外纪》中对于三皇五帝之说提出质疑。对此，胡宏批评说:刘道原博极群书，以为古无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之数，其辨甚悉。愚以为如是称而逆理害义，虽人谓之圣贤之经，犹当改也;苟于理义无伤害，虽庸愚之说犹可从也。皇、帝、王、伯，虽经不称其数，而杂见于前修之文，非有逆理害义之事也，奈何必欲去之乎宋代史学以义理取舍史料张栻的《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为例。朱熹曾向友人言及，在该书撰写过程中，他本人“欲传末略载诸葛瞻及子尚死节事，以见善善及子孙之义，钦夫(张栻字)却不以为然。以为瞻任兼将相而不能早去黄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谓不克肖矣。此法甚严，非虑所及也”《统纪》云:“秦王惧，不知所为。李靖、李绩数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刘餗《小说》:“太宗将诛萧墙之恶以主社稷，谋于卫公靖，靖辞;谋于英公徐绩，绩亦辞。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说未知谁得其实。然刘说近厚，有益风化，故从之。——司马光以义理来组合史实《礼记·经解》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即指遣词造句以成史文;比事，即以一定的线索和标准，将一系列历史事实缀合起来。《春秋》的微言大义，就是通过“属辞比事”来实现的。《新五代史》等书类传的选择标准与此不同。以死节、死事两个类目为例，始终仕于一朝，而又殁于王事，欧阳修谓之“死节”，极力表彰;“其初无卓然之节，而终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战没者不得与也”谓之“死事”。五代易姓如走马灯，在这种情势下要求士人为一朝一姓殉葬，欧阳修亦知过苛，因而退而求其次，设《死事传》以处之。欧阳修对入传人物的选择，根据其标准，战没者不能入《死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