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法规建设探析 .pdfVIP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法规建设探

析

作者：陈凌宇

来源：《党史文苑·上半月（纪实版）》2020年第6期

陈凌宇

党内法规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基础，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长效性、规范性

作用。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则、纪律、决议等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中国共

产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党的制度、组织和纪律建设。1921年7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

个纲领》，对于党员的义务、党员的发展、党组织的设立和监督等进行了规定，可以看作是中

国共产党制定党内法规的起点。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注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提升党员干部的素养，重视发展党的组织和建设良

好的党内政治文化，并以党内法规建设为路径对这些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应，取得了一系列

重要成果。厘清这一时期党内法规的沿革，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于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制定颁布的党内法规，同这一时期党的各项工作

和重点任务相呼应，与国家和社会发展情况有着密切联系。从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看，

大体上可以将这一时期分为规模建设、调整徘徊、制度虚置和扭转变革四个阶段。

（一）规模建设阶段（1949年—1956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着全国政权

并长期执政的党，在这一过程之中，部分党员干部的观念多少仍带有一些封建思想和官僚思想，

这影响着党的纯洁性和革命性。针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中共中央于1950年5

月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首先整顿干部作风”“有领

导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整党整干工作”[1]p217、218，并在该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

固党的组织的指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组织工作的优点和缺点，对接下来的组织工作

如发展党员的重点、党员成分的比例、公开建党方式等问题进行规划，在党的组织建设历程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供给制和工资制并行也带来了问题，加上抗战时期就存在的单位机关小金库，许多

管理制度尚未得到建立和完善，出现了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极端腐败分子，给党和国家事

业造成了巨大损失。除了通过开展“三反”“五反”和增产节约运动来铲除社会腐败的“土壤”

之外，有必要进一步采用党纪甚至国法来兜底，从制定党内法规入手强化党员的纪律意识、廉

洁意识。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三反”运动后，制定实施《中共中央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

动结合进行的指示》（195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党员犯有贪污、浪费、

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规定》（1952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

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等与之相关的党内法规。此外，党内法规在党的

组织、宣传教育、党员管理、作风建设等方面也进行了规定。具体情况见表1：

这一时期党内法规呈现出功能性特点，是从初步探索逐步走向系统性建设的重要一步。一

方面，我们党根据出现的新情况及时灵活运用党内法规文件来约束或指导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

党员，起到了管党治党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党统领国家各项工作，有效弥补国家初创时期

因法律体系尚未形成出现的一些混乱。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制定有关反腐、强调纪律等党

内法规之后，结合充分的实践经验积累，1952年4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调整徘徊阶段（1956年—1966年）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颁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党章，强化了党内监察和监

督。一是把党的七大党章中对于监察委员会较为模糊的设定，明确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省、

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委员会和县、自治县、市委员会，都设立监察委员会”[2]p118；二是

调动全体党员和党组织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加党内沟通，促进党的健康发展；三是强调“党的

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3]p101；四是把党员的权利从之前的4项增加

到了7项，要求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尊重党员的各项权利。

党的八大之后，党内民主在短暂时期内得到一定加强。1957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

动的指示》提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判，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

结”[4]p223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