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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饭管理学

从环保的角度看，倒掉一碗饭比扔掉一堆塑料制品的罪恶感要小一些，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剩饭不出3天会腐烂降解。但是，长期关注香港的食物奢侈、垃圾处理的独立记者陈晓蕾说：“假如你吃一盒叉烧饭，10块叉烧只吃了7块。你死后，7年后已经化为白骨，可是你吃剩的3块叉烧，埋在填埋区域10年都不化。”

香港的3个垃圾填埋区即将饱和，其中有1/3是厨余——剩饭剩菜、瓜皮果壳、超市处理的过期食品。但是，单纯从道义上指责奢侈，作用有限。陈晓蕾在内地看到餐桌上尽然有鲍鱼剩下——餐桌奢侈背后有面子的问题，也有体制的影响。比如，鲍鱼或许是公款消费的一部分。

“剩饭问题”无法单纯依靠政府颁布的某条法令，或者由政府主导的某项运动来解决。《剩食》一书的作者陈晓蕾告知我们，在香港，剩饭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社区市民和活跃于社区的NGO长期不懈的努力。

“环保是一个很生活的题材，须要用生活的方法来处理，而不只是颁布某条法令。处理厨余是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关键是让市民觉得这件事情须要处理。”陈晓蕾说。所以，每次被问及一个城市该如何处理积累如山的厨余时，她总是须要花许多时间来说明。在香港，每一个社区、每一个NGO都会有不同的方法，没有一个通行的、统一的方法，也没有政府强制主导的行为。事实上，在“剩饭”问题上，政府还得向阅历更为丰富的NGO请教，须要借助他们的力气深化社区解决问题。

曾经在日本探讨过有效微生物的刘家强成立了“微生物技术小组”，培育出香港本土的Bokashi（日语“发酵”一词的音译），用于分解厨余。本土Bokashi的价格相对低廉，厨余发酵后可以作肥料，而且运用本土Bokashi，发酵过程中不会有异味，特殊适合屋顶种菜的家庭。

乐饷社主要接受食物生产业界捐赠的食物，再转送给十几个慈善团。香港的许多食品经销商为了削减库存，会将卖得不好的食品整批丢掉。比如，面太脆，影响了口感，就会被丢掉。乐饷社与许多商会都建立了联系，通过商会找到进口商，将这些面要过来，由慈善团体送到弱势人群手中。

惜食堂主要回收酒店的厨余，他们有自己的食品平安专家，确保食用后的平安。陈晓蕾说，其实由酒店捐出来的食物并不是客人吃剩的，而是厨房多打算的。比如，酒店一天做12个派，正常的消费量也许是10个，剩下的2个预备着应付特殊状况，这最终2个派通常被当做厨余扔掉。

捐助者由于担忧捐出食品会产生一些不行预料的问题，一般都会找律师写一份合约，承诺捐出的食物是平安的，但是，假如有人食用之后出现问题，不行以诉诸法律。这是遵循了《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精神，该法原意是为伤者、病人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责任，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忧因过失造成伤亡而遭到追究，从而激励对弱势人群施以帮助。

无论身处哪种社会环境，个体都可以选择不奢侈或者少奢侈的方式生活。在《剩食》这本书中，陈晓蕾用一碗鱼骨熬制的鱼汤讲解并描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蒸鱼不放酱油，吃的时候蘸酱油便可。吃剩下的骨头、鱼碎加一碗水，放料酒，大火煮15分钟，就是一碗鱼骨浓汤。浓汤去掉鱼骨放入冰箱冷冻，用来焯菜、煮面、当上汤。还有一个绝妙做法：鱼汤加豆腐一起煮，再撒上一把冰冻小虾。好生活与月收入没有必定的联系。

疼惜食物不只是节俭的体现，当代年轻人主要还是受到环保教化和绿色革命的影响。陈晓蕾说，在英国，年轻人吃素、运用公允贸易产品的比例比他们的父辈高；台湾有许多返回乡下种地的年轻人，他们都不想接着被纳入消费社会的体系，不想过一种被商品塑造的生活，为了买更多的东西努力赚钱，让自己每天压力都很大，实际的生活质量很差。

还有许多处理厨余的案例，比如用废弃的鹅油做肥皂，用果皮加上糖做成酵素，替代化学清洁剂。这些“慢生活”方式与追求高效的现代生活相悖。假如自己没空去做，可以去买这样的产品。生活方式一时难以变更，至少可以渐渐变更消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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