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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智慧城市运营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引导、部门协同推进和地方持续创新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发展重心正从以“有没有”的建设为主向以“好不好用”的长效运营为主转变，并且在演进路径上呈现出运营对象中枢化、运营主体多元化、运营模式专业化趋势，长期以来“重平台、轻运营”的现象逐步得到改观。不过，在运营实践过程中，不少城市依然面临协同机制不健全、安全管理不充分、商业模式不成熟等突出问题。赛迪研究院信息化与软件研究所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提升智慧城市长效运营服务能力，提出了三条行动路径。?

一、智慧城市运营新趋势：对象中枢化，主体多元化，运营专业化?

从运营对象看，逐渐从细分领域向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城?市全域级综合平台升级。随着城市治理复杂度提高，对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业务协同要求日益增加，智慧城市建设重点从单领域项目向城市全域综合集成项目加速演进。许多城市将城市大脑、城市运营管理中心的建设运营作为推进城市全方位数字化转型的“牛鼻子”。据财政部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财政部城市运管中心相关建设项目PPP入库项目累计34个，占比达到入库智慧城市综合类项目的50%。

从参与主体看，逐渐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委托、龙头企业主?导、生态跟进演进。智慧城市建设周期长、规模大、技术要求复杂，早期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投资、下属信息中心承担建设运营任务，这种方式会给政府带来较大压力，也不利于系统可续运行。目前不少地方已开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政府与企业合作关系。

从中标企业看，以龙头带动作用明显的?企业为主，且拥有系统的智慧城市战略和解决方案，包括大型?国有企业（如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如阿里、华为、腾讯等）等。2020年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分别中标武威市（2495万元）和温州市（1348万元）城市大?脑项目，华为中标东莞数字政府项目（27亿元），腾讯中标长沙?城市超级大脑项目（5.2亿元）等。此外，智慧城市建设运营从?原来的“单打独斗”模式向整个生态体系“联合作战”模式转?变。在长沙“城市超级大脑”建设中，腾讯和东华软件协作搭?建智慧城市平台，近40家合作伙伴参与输出关于政务服务、电?子证照、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核心能力，上线500项政务服务。

从运营模式看，逐渐从单体随机的企业项目制向基于国有独资或控股的省/市级运营公司的专业运营制转变。在智慧城市建设初期，许多项目属于政府工程项目代建制，企业按照政府要求和时间节点完成规划和软硬件搭建即视为任务完成，对于系统建成后如何顺畅运营、是否与业务需求匹配、能否实现能迭代优化等问题既不考虑也不负责，而政府受限于技术、管理、运营能力不足，对项目的把控、对企业的约束也很乏力。

随着智慧城市从投入期进入见效期，项目落地后的专业、安全、持续运营更加重要。目前来看，多数城市倾向于将政府作为建?设管理主体，通过成立国有独资或控股公司，承担智慧城市投?资、建设、运营和运维任务。这种方式既能充分保证国有资产?和政府的决策权，也能更加灵活地发挥企业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比如，长沙市组建了长沙数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独资），?统筹全市智慧城市投资、建设、运营和运维；成都市数字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控股）作为市属国有专业化平台公司，承?担了成都市网络理政中心（城市大脑）、“天府蓉易办”等城市?级平台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任务。?

二、智慧城市运营面临三大问题：协同机制不健全，安全管理不充分，商业模式不成熟?

1.政企协同机制尚不健全。智慧城市运营涉及业务领域广、复杂程度高，需要政府、企业、机构协同参与。一些城市受财政资金不足、业务队伍匮乏、角色划分不清等因素影响，政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同机制尚未建立。

一方面，政府对业务需求梳理和企业服务评价的管理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政府的管理主体地位没有充分体现，顶层设计和管理制度缺失，政府对智慧项目的监管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科学的运营服务评价标准，极易被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绑架”;?一些城市的统筹管理机制不健全，部门“数据孤岛”效应突出，一些有城市运营管理平台的地区也会因部门、地区的数据不互通导致平台沦为摆设。

另一方面，政企共同参与的平台价值共创、风险共担机制不健全。一些城市尽管组建了专业运营公司，但政企合作边界不清晰，政府授权业务的法律依据、政府公信力保障等制度不完备，系统运行维护、业务运营、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管理制度不健全，安全稳定的运营难以保证。此外，还有一些城市采用传统的“总集成商+分包商”模式建设，在合作机制、?收益分配、风险分担等方面规则体系不完善，致使后期运营中形成了各自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