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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的焦点日益聚焦于基础研究领域，掌握基础研究的前沿优势已成为决定国家发展主动权的关键因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往往伴随着极高的不确定性，但其蕴含的创新潜力与社会经济价值却不可估量，是引领科技跃升、奠定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一旦研究成功，将会促进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的竞相涌现。当前科研实践中，追求低风险、短期收益的项目仍占多数，真正投身于高风险、高价值的基础研究者为数不多，这进一步凸显了鼓励此类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是指那些涉及基础未知领域和复杂问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性，但一旦取得突破，能够带来颠覆性创新和重大科学发现的研究，国际上一般称为高风险高回报（HRHR）研究。比如，《美国竞争法案》指出，科研机构应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基础研究项目来促进美国创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21年5月发布了《促进HRHR研究的有效政策》报告，并归纳了其特点，包括着力理解或支持解决科学、技术或社会挑战，努力变革科学、技术或社会范式，具有高度新颖性，具有无法实现目标的高风险，也具有对科学、技术或社会产生巨大变革性影响的潜力。

基础研究一般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原创性，研究成果提出了全新的科学理论或技术方法，甚至能够颠覆或变革现有科学思想和科研范式；不确定性，研究过程以及结果成功与否难以预测，具有较高失败风险，同时也孕育着无限可能性；长期性，通常需要多年的持续探索积累，厚积薄发，越重大的突破，孕育时间可能越长。因此，基础研究常与高风险高收益研究或变革性研究关联起来。这类研究往往能够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催生重大技术突破和产业变革，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

如何有效破解支持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是一个世界难题，世界科技强国都试图通过资助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来孕育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比如，美国在1953年专门成立了“致力于组织和资助战略性新技术研发”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该机构资助变革性技术创新的两个经典案例是全球定位系统（GPS）和互联网（Internet）。其后，又分别于2021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新设高级健康研究计划局，2023年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新设技术、创新与合作局，以加强高风险导向型技术研究。除了美国，日本、欧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也显著提高，纷纷加快了相关资助管理机制的探索，加大对创新性强、风险性高、处于研究早期阶段的基础研究项目支持力度，尤其注重跨学科合作和青年人才培养。

我国基础研究总体呈现积极态势。投入持续增长，政府与企业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例如，2024年中央本级科技支出预算安排达到3708.28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支出979.8亿元，增长13.1%。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基础研究竞争力报告2024》显示，我国基础研究竞争力逐步增强，在农业科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地球科学等多个领域取得显著成果，并在一些重要科研前沿领域实现突破。重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科研设施不断完善，比如，包括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中微子实验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等在内的世界级大科学设施群，为科学家开展基础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政策支持不断加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支持基础研究，包括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等。还建立了有层次、成体系的基础研究资助制度，在有组织科研、人才评价、科研环境等软环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能盲目乐观。对标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要求，我国基础研究的短板依旧突出。比如，投入方面，对原创性研究的资助力度仍显不足、持续性不够、结构不合理。政府投入占主导，企业参与较少，且长期稳定投入占比低，过多竞争导向的科研资源分配方式不利于基础研究的深入和持续开展。资助机制上，符合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特点的项目遴选和资助管理标准有待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学家群体还不够多。青年科研人员收入偏低，容易造成人才流失。评价机制上，现行制度偏重量化考核，对原创性研究激励不足，导致科研人员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易出成果的研究。科研生态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研工作的自由度和开放性，不利于激发原创性研究的活力。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型期，正在努力实现从奋力追赶到前沿引领的换挡提质，迫切需要新的科研战略思维、新的科研组织模式。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就是鼓励在原创、前沿、颠覆上下功夫，突破跟跑—并跑—领跑的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为此，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层面，一是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突出原创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