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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学年吉林省松原市高二上学期期末五校联考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武术发源于军事战争，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武”字，上戈下止。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指出，“武”字其“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

“武”在进入西周之后被迅速赋予“德”的内涵，成为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并且延续千年不衰，成为中国军事思想和中华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7年，晋楚展开“邲之战”，楚军获胜，楚庄王在战后并未因此得意忘形，他将“武”之含义解释为“止戈为武”，即能够停止战争才是真正的“武”。这种观念可以说吸收了《诗经》中歌颂周武王用武功平定天下、恢复和平的诗篇所宣扬的内容，亦继承了《尚书》中“明德慎罚”“义刑义杀”的理念，并且影响到后世“刑期无刑”“以杀止杀”“以战止战”之观念，也由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又勇于捍卫正义的精神品质塑造之路。除此之外，楚庄王还提出了“武有七德”的观念，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乐”“丰财”。如果我们略作引申，则楚庄王所说的“武之七德”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制止暴力、消灭战争、施行德政、传承功业、安定人民、团结友邦、充盈财富。楚庄王提出的“武之七德”，不仅包含了悲天悯人、天命所归的和平理想，而且还具有追求德政的政治理念，更强调安居乐业、增加财富的现实意义，一个立体的“武德”观念从此树立起来，并且被代代传承，不断丰富，成为中华武术的道德核心。

如果说“武德”是中国武术历史传承的精神内核，那么中国武术得以生生不息的源泉与动力就是“兼容并包”和“求真务实”。

在明代抗倭战争中，明朝曾从广西调遣壮族“狼兵”参与抗倭，其中一支“狼兵”由田州土官岑猛的妻子瓦氏夫人率领，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瓦氏夫人所率领的“狼兵”有所谓的“岑家兵法”，擅长小队作战。在抗倭战争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戚继光的“鸳鸯阵”，当年可能就借鉴过“岑家兵法”。瓦氏夫人擅使双刀，并将刀法传授给了项元池，项元池又将双刀法传授给吴殳，吴殳在他的武学名著《手臂录》中作《双刀歌》以记录此事，他还将自己从河北“渔阳老人”处学得的剑法融入瓦氏双刀法，并且将瓦氏双刀法进一步演化为枪法。正是吴殳的学习与改造，使得广西壮族的武术与中原武术互相交流融合，形成了新的武术招式与技术理念。

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发现倭寇刀法凌厉，于是他在所获日本刀法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著成《辛酉刀法》，以此教练士卒对抗敌人。后来，程宗猷和吴殳都钻研日本刀法，并将心得记录在各自的著作中。这种双手刀法在中国一直流传不辍，到清末民国时期，一派由河北黄林彪传给马凤图，马凤图曾将该刀法改编成“破锋八刀”；另一派由吴桥谢德恒兄弟传给刘玉春等人。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马凤图传人马英图和刘玉春传人郭长生将各自所传加以整合，称之为“二趟苗刀”。今天所谓的“苗刀”即源流于此。

中国武术之所以能够做到“兼容并包”，与其一贯的“求真务实”追求是密不可分的。为什么瓦氏双刀、岑家兵法甚至日本刀法等能够被古代武术家借鉴，就是因为它们都经过实践，曾经被证明是有效果的武艺技巧。可以说，“兼容并包”本身也是“求真务实”的一种体现。

（摘编自吴洋《止戈为武：文献中记录的中华武术观》）

材料二：

“止戈为武”的原始赋义代表了中国古人对于武事也即暴力工具或暴力行为的最初态度和看法，也内在地生发出中华武德的核心命题——“止戈”。戈为战争杀伐之器，是暴力的符号象征，“止戈”暗含对于暴力的合理运用、规训与控制——这意味着，“止戈”的命题“两位一体”地生发天然具备“武德”内涵规定的中华武文化。在这个层面上，“止戈”构成中华武德之本体依据与意义根源。中华武德在“止戈”的意义前置基础上，沿着人们对于“暴力”规训的逻辑，而逐渐开显和确立。

而在“止戈”的情境解读中，总体无非存在这三种可推演的情形。其一，“以暴制暴”的“止戈”：面对侵袭，如“以战止战，以杀止杀”，不得已运用暴力而制止暴力，有“持戈而杀，止人之戈”的指向。其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止戈”：处于矛盾冲突中的一方，为减少暴力冲突可能带来对人、对物的戕害及损失，通过智谋博弈而非刀兵相见的方式，取得胜利或利益最大化，有“戈无所用，兵不血刃”的指向。其三，“有戈不杀”的“止戈”：在己方掌握暴力主动权的情况之下，而能存有仁人爱物之心，不滥欺凌和杀伤，主动停止暴力输出的“止戈”，有“止我之戈，罢战休兵”的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