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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的多维审视与完善路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动因

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音乐产业历经了深刻变革，从传统唱片销售过渡到数字音乐传播，这一转变给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带来了诸多新挑战。数字时代以前，音乐传播主要依赖实体唱片，消费者购买唱片才能欣赏音乐。那时，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在平衡著作权人、录音制作者与社会公众利益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效防止音乐著作权人与唱片公司签订专有许可协议垄断唱片市场，使唱片价格维持在合理水平，促进音乐作品广泛传播。

步入数字时代，网络音乐平台成为音乐传播的核心渠道，数字音乐传播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成本低且复制便捷等特点。消费者可通过网络随时随地获取音乐，音乐传播不再受实体载体限制。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在权利界定层面，数字环境下录音制品权利边界模糊。数字技术让音乐作品复制和传播变得极为容易，一首歌曲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复制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在传统法定许可制度中，对于音乐作品已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后，他人使用该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权利规定较为明确，但在数字时代，面对复杂的网络传播环境，权利界定难以适应新情况。比如，网络用户对音乐作品进行下载、分享等行为，难以判断是否属于法定许可范畴，容易引发著作权侵权纠纷。

从许可范围来看，现行法定许可范围相对狭窄，无法满足数字音乐产业发展需求。随着数字音乐产业兴起，出现了多种新的音乐使用方式，如短视频背景音乐使用、网络直播音乐表演等。这些新场景下音乐使用是否适用法定许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以短视频背景音乐使用为例，众多短视频创作者在制作短视频时会使用大量音乐作品作为背景音乐，若按照传统法定许可制度，需逐一获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这在实际操作中难度极大，导致许多创作者未经授权使用音乐作品，引发侵权争议。

法定许可的付酬机制也存在问题。在数字音乐传播中，传统付酬标准和方式难以适应新的商业模式。传统付酬标准多基于唱片发行量或播放次数等因素确定，但在数字音乐平台，音乐传播和消费模式发生巨大变化，用户可通过多种方式收听音乐，且播放次数统计存在困难。同时，数字音乐平台与著作权人、录音制作者之间的分成机制也不够清晰合理，导致各方利益分配不均衡，影响音乐产业健康发展。例如，一些小型数字音乐平台可能因付酬标准不明确，无法与著作权人达成合理的授权协议，限制了平台的发展和音乐作品的传播。

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作为平衡音乐产业各方利益的重要法律机制，在数字时代面临的这些问题亟待解决。深入研究该制度的完善路径，对适应数字时代音乐产业发展需求、解决实践中的版权纠纷、平衡各方利益、促进音乐产业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美国作为音乐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其版权法对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有详细规定。美国国会于1908年通过版权法修正案，规定只要音乐作品的版权人自己使用，或者允许或默认他人适用其音乐作品进行机械复制（即制作录音制品），则他人就可以同样的方式使用音乐作品，但应就每首音乐作品向版权人支付两美分的报酬。这一制度设计旨在防止音乐产业的垄断，促进音乐作品的广泛传播。学者们对美国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音乐产业竞争格局的影响、付酬机制的合理性以及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挑战等方面。例如，有研究指出美国的法定许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音乐制作成本，促进了音乐市场的竞争，但在数字音乐传播环境下，传统的按作品支付固定报酬的方式难以适应新的商业模式，需要进行调整。

日本著作权法第69条规定，商用唱片首次在国内销售并自销售日起满三年后，欲获得著作权所有者许可将该商用唱片上的音乐著作物录制成其它商用唱片的人，同该著作权所有者就录音许可提出协商请求，但未达成协议或不能协商时，经文化厅长官裁决、并向著作权所有者支付文化厅长官规定的相当于经常使用费数额的补偿金后，可进行该录音。日本的研究主要围绕法定许可的时间期限限制展开，探讨这一规定对保障先上市者经济利益和消除垄断、实现作品广泛传播之间的平衡作用，以及在实践中如何更好地执行裁决和确定补偿金标准。

在国内，随着音乐产业的发展和著作权意识的提高，对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过程中，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的存废和修改引发了广泛讨论。有学者认为该制度有助于促进音乐再创作与广泛传播，防止音乐产业的垄断，应当继续保留并完善。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现行法定许可制度在权利界定、许可范围和付酬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