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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居易新乐府对汉乐府的继承和革新

摘要：乐府诗歌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从汉末汉乐府的兴起，再到唐代白居易新乐府的出现，乐府诗的题材和内容一直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本文将汉乐府和白居易新乐府进行比较，旨在探讨白居易新乐府对汉乐府在表达方式、主人公形象及艺术表现手法上的继承和革新。

关键词：乐府诗新乐府诗继承与革新

乐府机关最初产生于秦代，汉代沿用了秦时的名称，汉乐府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1］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展示了汉末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大、苦乐不均等现象，透过汉乐府诗歌，我们能看到汉末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状况。

两汉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曹操、曹植、王粲、鲍照都有优秀的乐府诗歌作品，但数量不多。到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高适等也写了很多乐府歌行体的作品，但真正大力创作乐府诗歌，在文学史上形成显著影响力的是中唐时期的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存诗两千八百余首。白居易作为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人物，提出了“新乐府”这个概念，并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为自己新乐府诗歌创作的理论根基，创作了《新乐府五十首》。这些新乐府诗论述了他“为时、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从《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可以看到新乐府诗对前代乐府诗歌的取材、主人公形象及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更重要的是，白居易结合自己对新乐府的理解，在前代乐府诗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其表达方式对后世文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将汉乐府诗歌《东门行》和白居易新乐府诗歌《卖炭翁》进行比较，探索白居易对乐府诗的继承和革新。

一、《东门行》与《卖炭翁》写作特点分析

《东门行》这首诗歌主要表现了汉末动乱下贫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从侧面揭示了汉末农民起义频繁发生的原因。《东门行》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主人公复杂、矛盾的心理及行动。诗中的主人公在开头已经下定决心走出东门，但因挂念在家中的妻小，在出东门后又选择回家。进入家门，他面对的是盎中无斗米、架上无衣的残酷现实。在这种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主人公只能又选择“拔剑东门去”。从文中主人公与妻子的对话中可以得知，他们所求不是富贵生活，只是有饭吃、有衣穿，但即使是如此简单的愿望也无法实现。妻子劝阻丈夫“贱妾与君共哺糜”的语言是那样苍白、无力。在徘徊良久之后，面对惨淡而残酷的现实，主人公不得不走向反抗、起义的道路。这首诗歌反映的是汉末广大贫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无衣、无食、无以活命的社会现实。此外，《东门行》句式灵活，多杂言句式，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等，这类句式更适合铺叙事件发生的经过。

《卖炭翁》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篇，它反映的是中唐时期的社会乱象。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后，便开始走下坡路，政治日益黑暗，对百姓的盘剥也变本加厉。《卖炭翁》题下小序曰“苦宫市也”。所谓“宫市”，即官府向民间采购皇宫内部所需日用品的场所。但在唐德宗贞元末年，“宫市”被滥用，宫内常派宦官到民间市场强取豪夺，这些宦官不携带任何文书和凭证，看到所需的东西就随意用很少的钱币购买，还要货主送到宫内，并向他们勒索“门户钱”和“脚价钱”，这给城市商人和近郊农民造成深重苦难。韩愈在《顺宗实录二》中曾说：“名为‘宫市’，而实夺之。”［2］白居易通过对这一场景的描述，控诉了宫市这种不合理制度对百姓的影响，表达了对百姓的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

《卖炭翁》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描述了一个卖炭老人的凄苦经历。卖炭的老人“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3］，历尽艰辛烧好了一车炭，“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4］，他仅仅希望卖炭的钱能糊口，能卖个好价钱来度过寒冷的冬天，却不想被皇宫使者看上，使者拿着一纸文书就带走了老人辛苦的劳动成果，仅仅付给卖炭翁“半匹红纱一丈绫”［5］。通过这首诗歌，我们能看到“宫市”带给百姓的压迫和剥削。诗歌最后没有揭示老人的结局，但通过想象可知，老人的这个冬天一定非常难熬。甚至可以说，那“半匹红纱一丈绫”买走了一个老人的性命。《卖炭翁》通过人物形象刻画、心理描写使“苦宫市”的主题得以显现。另外，其句式整齐，纯用白描，读来明白如话，这是白居易新乐府诗歌的鲜明特点。

二、新乐府对汉乐府的继承

用文学作品来反映现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其中“时”不仅指当下的、此刻的，还包括当下与此刻过去之后的历史时间；“事”指的是现实发生的事件。这两句话指出作品创作要反映当下的、发生在社会上的某一件真实的事，即社会现实。从这个角